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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你一马。”小伙子挑衅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扎瓦一声不吭。他接受了凌辱。他从尘土中站起来，捡起了他的贝雷帽，连膝盖上的灰土都不弹掉就走了。但他仍然很英俊。
马克·奥贝尔教唆我说，形体美，好卖弄。假如能用同时包含背叛和出卖的符号加以标记，读解起来就一目了然。金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镀金般的皮肤，温情脉脉的微笑，脖子、上身、胳膊、大腿、性器官都有叛卖的流露，我为此追求了一生并积累着叛卖。
“这些英雄应当达到一定程度的完善，”我自忖道，“一直完善到我不再想看见他们还活着，直到他们勇敢的遭遇修得尽善尽美。一旦功德圆满，他们也就濒临死亡了，也就不再害怕人类的审判了。无论什么力量都无法改变他们的惊人成就。但愿他们因此允许我去做你们不允许苦难者做的事情。”
我几乎总是孑然一身，但由于有一个理想的伴侣神助，我又分别在几个地方穿越边境。每次行动都令我激动不已。我从四面八方翻越阿尔卑斯山，远近高低各不同。从斯洛文尼亚到意大利，帮助我的是海关人员，但随后抛弃我的还是海关人员。我顶着狂风，冒着严寒，踩着荆棘，不顾阿尔卑斯山11月恶劣的天气，终于登上了高峰，山背后意大利已遥遥在望了。为了到达目的地，我不时要与夜间觅食的野兽遭遇，它们隐藏在暗处，我倒暴露在夜色中。有时候，我被要塞的蒺藜铁丝网挂上了，清楚听见哨兵走动的声音和彼此交头接耳的低语声。我躲进暗处，心跳得厉害，多么希望他们开枪打死我之前，能亲一亲我，爱一爱我。因此，一到夜晚，我就企盼夜色中四面埋伏着好色的卫士。我在一条山路上踉踉跄跄摸索前进。路还不错。我脚踏实地早有感觉。后来，我又离开了意大利奔奥地利。我夜穿白雪皑皑的田野。月光把我的身影投放到雪地上。我每路经一个国家，免不了要偷窃一番，也少不了蹲进班房。我岂是在横穿欧洲旅行，而是在漫游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物境世界，拿手好戏花样不断翻新。尽管我也担心奇迹太多，乐极生悲，但我还是欲罢不能，反而变本加厉深入寻常的奥秘，领略无限奇观，并保我自己不出危险。
但我很快发现，在中欧，很难进行无风险偷盗，因为警察制度无懈可击。各国边境岗哨林立，看管有方，休想越雷池一步，而我又缺乏联络手段，很难见势不妙就溜之大吉，何况我一身法国人气质，更容易显山露水。我还注意到，我的同胞在国外行乞行窃者寥寥无几。于是我决定返回法国，重操小偷旧业，也许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巴黎。但我仍然向往继续周游列国的流浪生活，沿途且偷且盗，收获不论多少，何乐而不为。但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选择了法国。我对法国毕竟知根知底，可以放心地进行偷盗活动，集中一切注意力，确保万无一失；就像能工巧匠精雕细刻一块绝无仅有的材料。此时，我约二十四五岁光景。为了追逐精神冒险，我宁可牺牲远走四方的计划和光芒四射的光彩。我当时做出的选择理由并不明确，也许因为今天我要将它落成文字时，其中的原因才昭然若揭。我想，我需要刨根问底，需要钻探发掘语言的宝藏。只有进入语言的宝库，我的思想才能自由飞翔。也许我愿意用母语出人头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波兰、印度或巴西，不可能向我提供像法国那样丰富多彩的语言材料。的确，偷盗——以及随之而来的铁窗监禁和小偷职业的耻辱——已经成了一种公然存在的行业，成了一种有价值的艺术品和精神产品。必须借助语言，借助我的母语才能功成名就，才能对比研究用母语写成的法律条文。在国外，我好赖算得上是一名熟练的小偷，但我用法语思维，就得承认自己是外国人中的法国人，此外没有别的可能。在我自己的国家当小偷，使用失主——他们与我是同语同胞——的语言，我就可以成为国偷，也就可以证实我是名副其实的国偷。这就使得我这个小偷有幸脱颖而出，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这样一来，我又变成了法国人中的外国人了。
中欧地区政局混乱，可能造成了社会不安，迫使各国完善警察机制，提高办案水平。我说的自然是警察快速破案问题。一名罪犯，可能因为有人告密，在作案之前就登记在案了，但当地警察显然不如我们法国警察精细。有一次，我从阿尔巴尼亚进入南斯拉夫国境，有奥地利人安东做伴，通过海关时我出示了护照，所谓护照其实不过是一本法国军人证，只是我在里面夹了四页奥地利护照的空白签证（由安东提供），其中一页盖有塞尔维亚领事馆的签证用章。在火车上，在街道上，在旅馆里，我已经多次向南斯拉夫宪兵出示过这本古怪的证件，他们居然都放行了。有签证，有印章，他们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我被抓了起来——因为向安东开了一枪——警察竟把证件还给了我。
我爱法兰西吗？我当时头上一直戴着法兰西的光环。驻贝尔格莱德的法国武官曾多次要把我引渡回国——这是违反国际法规定的——南斯拉夫警方来了个折中处理：警方负责把我押送到与法国毗连的意大利边界上。我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横穿了整个南斯拉夫。我因此结识了不少罪犯，有的脾气火暴，有的阴险狡诈。破口大骂的语言粗野之极，不失为世界一流的下流话。
“我舔上帝他妈的屁股！”
“我贴他娘的墙！”
没过几分钟，他们哈哈大笑，露出满口白牙。当时南斯拉夫的国王是一个年仅12岁（一说15岁）的翩翩少年，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他就是皮埃尔二世，其肖像画印上了邮票，也挂在所有监狱的看守室和警察局办公室里。流氓、窃贼怒气冲天，一股脑儿往这小孩头上撒泼。他们骂骂咧咧。他们牢骚满腹。这些坏人声嘶力竭的恶毒咒骂，就像对残酷无情的情人公开发泄兽性，他们把国王骂作婊子。我来到意大利边境的苏撒克监狱时——我已经辗转领教了十来个监狱，每个监狱只呆了几夜——被关进了一间大牢房，里面关押了不下20人。我与拉戴·佩里斯一见如故。这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因偷盗被判了2年监禁。我有一件大衣，他想沾点光，就让我睡在他身边的地铺上。他有褐色的皮肤，健美的形体。他穿着蓝色工装裤，洗得褪了色，当胸有一个大口袋，他喜欢把双手插进口袋里。我在苏撒克监狱只呆了两夜，但我已恋上了拉戴。
监狱外面没有高墙，但有一条壕沟与大路隔开，我们牢房的窗户就开向壕沟。开始是警察后来是海关人员把我押送到边境，让我进入意大利国界，我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连夜赶到的里雅斯特。我在法国领事馆的门厅里偷了件外套，立刻出手卖掉了。我用这笔钱买了10米长的绳子，一把钢锯，沿着皮耶迪卡公路回到了南斯拉夫。我乘一辆车子返回苏撒克监狱，已是夜深人静时刻。我从路上打了声口哨。拉戴立即出现在窗口上，我很容易就把整套工具递给了他。第二天夜里，我又去了，但他拒绝冒险越狱，其实这次行动易如反掌。我一直等到黎明，最终未能说服他。没办法，我打着寒战，再次登上山路，我很伤心，这个彪形大汉宁可稳蹲监狱，也不肯跟我到处冒险。我翻过了意大利边境，回到的里雅斯特，接着去了威尼斯，尔后去了巴勒莫，在那里又被抓进了监狱。回忆使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有趣的细节。我进入巴勒莫监狱的牢房时，已经关在里面的罪犯问我：
“王妃玉体安康吧？”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
早上院子里放风，有人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原来说的是国王的儿媳妇皮埃蒙太子妃的健康，但我对此的确一无所知。后来我才弄明白了，太子妃怀孕了，凡王室生孩子必有大赦，如何赦免则必须由孩子的性别来定。意大利监狱的房客们竟然和宫廷的权贵们操着同样的心。
人家把我押送到奥地利边境释放了，我在维拉茨附近翻越边界。拉戴幸好没同我一起逃跑。但他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陪伴我浪迹中欧各国。他不仅和我一起走路，陪伴我睡觉，就是在我当机立断时，我也要无愧于我在他心目中树立的勇敢形象。又一个倾国倾城、体貌具佳的美男子给了我显示勇气的机会。
我反复列举事实，纵横交错，山重水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