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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星期后，我和她又坐在这柱廊里，说得更确切些，她半躺在我的怀里，然而却没有碰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想吻她，可是没成功，我几乎试了１个小时，始终没有成功。我们在开玩笑地争论，争论我说话是不是真诚的问题，我的理论是，如果她允许我吻她，我会爱上她的，而她却说，我显然不是很真诚的。
在两次这样的争论间隔中，她向我提起了她哥哥，他在耶鲁大学念书的最后一年中去世了，她把他的相片给我看——一张漂亮而严肃的面孔，长着一头鬈发。她对我说，如果她结识到一个长得和他哥哥一样的人，她就会嫁给他。这种家庭唯心主义使我非常泄气，尽管我有强烈的自信心，可我还是感到，要竞争的话，我不是那位死者的对手。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晚上，其他夜晚也是这样打发的，每次见面结束给我留下的就是回忆玉兰花的香味，带着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满情绪回到营房。我从未吻过她。星期六晚上我们去看歌舞剧、到俱乐部去——她只是偶尔和同一个男人跳上１０步舞、她把我带到花园的窗户边看整头家畜串在铁杆上烧烤、去参加狂热的西瓜晚会。她从来不把我的感情放在心上，从不把我对她的感情化作爱情。今天我才知道，要她那样做的话也不是难事，然而她是一位聪明的１９岁的女子，她知道我们在感情上并不般配，所以我只是她的一位好朋友罢了。
我们谈到比尔·诺尔斯，她是在认真地考虑比尔的，尽管她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某一个冬天在纽约一个学校里的经历以及在耶鲁大学的一次舞会使她的目光从此望着北方。当是她说她是不会嫁给一个南方的男子的。渐渐地我发现，从感情和意志来看，她和那些唱唱黑人歌曲、在俱乐部的酒吧里掷双骰子的姑娘们不一样，所以比尔、我和其他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我们赞赏她。
在６月和７月，当海外传来模棱两可的打仗谣言时，艾利的目光在俱乐部的舞池上东扫西瞄，她在那些个子长得很高的年轻军官中寻找着，发现有几个是迷人的，这是她用尖锐而毫不含糊的眼光挑选出来的——坎比少尉当然是被排除的，她好象有点鄙视他，但却仍和他有约会，“因为他很真诚”。整个夏天我们就这样分享着夜晚的时光。
有一天，她取消了所有的约会——比尔·诺尔斯休假，要到塔莱顿来。我们用科学的冷静态度在研究这件事——他会促使她作出决定吗？偏偏坎比少尉一点不客观、不冷静，他就是这么不知趣。他对她说，如果她和诺尔斯结婚的话，他就把飞机升到２０００米高空，然后将发动机关掉，让飞机坠下来——他在吓她。在比尔到来前，我和她的最后一次约会只好让给了坎比。
星期六晚上，她和比尔·诺尔斯到俱乐部去，他们是美妙的一对，我感到羡慕和忧伤。他们在跳舞时，３人乐队奏起了《你一走，一切都流逝》，奏得那么令人心碎，我似乎至今仍能听见——每个节拍都是珍贵的１分钟。我很清楚，塔莱顿已经变成了我的一块心头肉，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看周围，外面炎热而幽暗，在歌乐舞中出现了一对一对穿蝉翼纱和橄榄绿制服的情侣，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向我走来。那是青春时代和战争时代，在这片土地上以后再也没有萌发过这么多的爱情。
我和艾利跳舞时，她突然建议，我们应该出去，坐上一辆小车。她想知道，今天晚上男人们为什么不想和她接近，难道他们认为她已经结婚了。
“你会结婚吗？”
“我不知道，安迪，有时候，如果他把我奉若神明，我就觉得很激动，”她轻声说，“可是……”
她笑笑，她那温柔、娇嫩的身体碰到了我的身体，她的脸向我靠过来，在这一刹那——而比尔·诺尔斯就在１０米远处，我想终于有机会和她接吻了，我们的嘴唇轻轻地碰上了，准备……正在这时，一位飞行军官从柱廊拐角走过来，我们就在柱廊旁边，他在黑暗中找到了我们，犹豫着说：
“艾利。”
“嗯。”
“您知道吗，今天下午出了什么事情？”
“出了什么事？”她往前探着身子问，从她的说话声中可听出她很紧张。
“霍勒斯·坎比坠机了，当即死亡。”
她慢慢站起身来，走出汽车。
“您说他死了？”她问道。
“是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发动机……”
“噢！”她轻轻地叫了一声，这声音是穿过她突然捂住脸的双手而传出来的。她把头靠到汽车边上抽搐地哭泣着，但没有眼泪，我们束手无策地看着她。过了１分钟，我把比尔叫来，他一筹莫展地站着，很为她担心，我告诉他，她要回家。
我在外面坐到台阶上，是的，我不能容忍坎比，但他那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死亡是不能与法国每天成千上万的死亡相提并论的。
几分钟后，艾利和比尔从汽车里走了出来，艾利不在呜咽，当她看见我坐着，便很快朝我走来。
“安迪，”她说得又快又轻，“你肯定不会把我昨天对你说的话讲给任何人听的，对吗？我指的是坎比所说过的话。”
“当然不会。”
她又看了我一会儿，这才放心，然后发出了一声很特别的轻叹，轻得我几乎听不见。她眉毛往上一扬，装出一副绝望的样子——我只能这样认为。
“安……迪。”
我不安地看看地上，因为我发现，她在提醒我——这是一种她无意施加给男人的不祥的影响。
“晚安，安迪！”比尔喊道，她已上了出租车。
“晚安！”我回答，几乎想再加上一句，“你这可怜的笨蛋。”
２
我完全可以像人们在小说中写的那样，采取一种漂亮的做法——去鄙视她，然而恰恰相反，只要她用那娇小的手招一下，她总是可以得到我。
过了几天，她正常了。有一次她沉思着对我说：“我想你肯定知道，我讨厌别人在这种时刻来想我，但那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我活了２３年，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没有亲身经历过诸如此类的怪事。有的人非常坚强、很有魄力，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而另一些人一碰到难题就只会丢人现眼，我希望我是属于前一种人的，至少在艾利面前我是很有把握的。
对她的印象，我必须加以修正，有一次我跟一位姑娘谈起接吻的事情，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当时的人们对接吻是说得多，干得少——我说艾利只和二三个人接过吻，而且只有她觉得她爱他的时候才接吻。那位姑娘笑得前俯后仰，倒在了地上，把我给愣住了。
“不过这是真的，”我对她肯定地说，但我又突然感到这不是真的，“这是她自己讲给我听的。”
“艾利·卡尔霍恩，你真行！哼，去年在技术学院的一次春季晚会上……”
９月份，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被召唤到海上去，从第四培训营来了一批军官，以加强我们的战斗力。第四营和前面三个营不一样，候补军官都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他们的名字也很奇怪，不带元音字母，除了个别几个年轻军官外，他们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们中队补充了厄尔少尉，他是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来的——一位身体很棒的男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棒的人，他身高１米８５，长着一头黑发，脸面非常清爽，还有那一对闪闪发光的深褐色眼睛。他不算很聪明，肯定也没受过教育，然而他是一个好军官，自负而令人起敬。每次起飞，穿戴得体，沾沾自喜，符合一个军人的要求。我估计新贝德福德是一个州属城市，所以使他有点骄横和自以为是。
我们是两个军官分住一个房间，。于是他就和我一起住在我的临时木板房里。没出一个星期，塔莱顿的一个姑娘的照片被他粗暴地钉到板壁上。
“她不是什么小铺子的女售货员，她是社交界人物，只跟高尚的人来往。”厄尔解释说。
第二个星期六下午，我认识了这位女子——在乡下某个私人游泳池边上。当艾利和我来到时，游泳池的另一边冒出了厄尔那半个穿着游泳裤的肌肉发达的躯体，一面拍打起水花。
“嗨，少尉！”
我也向他招招手，他笑笑，向我使使眼色，用头朝着他旁边的姑娘做了个动作。接着捅了一下她的腰部，再向我点点头，算是在向我介绍她。
“基蒂·普雷斯顿旁边的那个男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