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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
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
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凡六章）
太宗初践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
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
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於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
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
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国
学增筑学舍四百馀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
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
四方儒士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
亦遣子弟请入于学。於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
未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
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
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
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
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等二十
有一人，并用其书，垂於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学，可并配
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
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
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於古义者，此则固非刀
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於秘书
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
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本，随方晓答，
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
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於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
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
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
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
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
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所以古人勤於学问，谓之懿德。”
卷七 文史第二十八（凡四章）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
《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
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从与不
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
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
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
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
书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
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
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
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
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
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
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
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
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
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
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
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
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卷七 礼乐第二十九（凡十二章）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
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
《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
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
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
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
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
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
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
彝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比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
辰日不哭，以此辞於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
之以礼典。”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
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於父母。”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
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
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於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
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
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为第一等。太
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
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
依讬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
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
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
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犹为第一等，
祇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