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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用一个半月时间方始定稿。比《幻灭》长，大约有十万字。等到写完，德沚和母亲已在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我松一口气，转而写了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了一个中篇：新希腊帕拉玛兹的小说《一个人的死》。（所谓〃新希腊〃，是用现代的希腊语写的，以别于古代的希腊语。）文艺论文有《伊本纳兹评传》、《帕拉玛兹评传》和《小说研究ABC》，后者是在一篇旧稿《人物的研究》（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三号）的基础上加以扩充改写而成的。神话研究，除了将还在一九二六年就写成初稿的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论文写定，并题名《中国神话研究ABC》外，还写了《自然界的神话》、《神话的意义和类别》等五篇短文。此外，我还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
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很严厉。批判者认为整齐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仍是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买办统治的国家，只是换上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时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到一九二七年就发展到五万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当然，革命起来了也许还会失败，但最后终归要胜利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这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当时我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来写。故事发生于早晨一小时内，地点始终在卧室，人物只有两个：君实和娴娴夫妇。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也就是说，在思想上他是娴娴的带路人；娴娴是〃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了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一句话给她丈夫：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赶上来就来吧。在《创造》中，我暗示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在《创造》中没有悲观色彩。娴娴？是〃先走一步了〃，她希望君实〃赶上去〃，小说对此没有作答案，留给读者去思索。
也是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当《幻灭》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年以后，三部曲合并成为一部长篇，由开明书店出版时，我在扉页上又写了几段话，并给全书取了个《蚀》的名字，这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正象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革命也是这样，挫折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在《蚀》的扉页的〃题词〃中我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底，太阳社成立了，创造社也重新开始了活动。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创造社出版了《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他们提倡革命文学，并且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大声疾呼，的确使沉寂的中国文坛又活跃起来，并且在推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在看到《太阳月刊》创刊号后，很是欢欣，我发现一年前投笔从军的朋友们又重新拿起笔来战斗了。太阳社的钱杏邨我不认识，但蒋光慈是相当熟的，是上海大学的同事，他还与泽民一起组织过文学团体。因此，我就写了一篇《欢迎太阳》，刊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的《文学周报》上。在文章中我说：“我敬祝《太阳》时时上升，四射它的辉光，我更郑重介绍它于一切祈求光明的人们。〃但是我也认为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上所写的一篇宣言式的论文，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蒋文有唯我独〃革〃、排斥一切〃旧作家〃的思想，对于革命文学的议论也趋于偏激。我在文章中说：“文艺是多方面的，正象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一样。革命文学因之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说，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犹之我们不能说只有农工群众的生活才是现代社会生活。……蒋光慈的论文，似乎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感应——许竟是反革命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的题材。我以为如果依蒋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的偏狭的路。〃我还认为作家有了〃实感〃（生活经验）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我说，“我并不是轻蔑具有实感的由革命浪潮中涌出来的新作家，我是希望他们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从那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转变为文艺作品。〃我的这些议论，反映了我对当时文坛某种倾向的忧虑。不过，也许我用了〃方璧〃这笔名，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太阳社的注意。然而我的忧虑却不幸而言中：一个多月后，创造社和太阳社就开始了对鲁迅的围攻，说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甚至骂鲁迅是〃绍兴师爷〃，“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同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写了一些他们自称为起罗文学的东西，但可惜其中的人物都是没有血肉的，鲁迅说它们〃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郁达夫则称它们为〃革命的广告〃。
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这场论战，我没有加入，因为论战展开时我正埋头写《追求》，《追求》写完就真个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写《从牯岭到东京》时，才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论争。
《追求》从四月份开始写，到六月份写完。《追求》原来是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又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这也是我写《创造》时的心情。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悲观失望中。我从德沚以及几个旧友那里听到了愈来愈多的外面的迟到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闷，使人失望的。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对于盲动主义，我与鲁迅议论过，我们不理解这种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在一九二八年初，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严霜下的梦》（载《文学周报》302期），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