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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也由于凯叔讲过嘉兴中学的各种好处，我在读完三年级后决心转入嘉兴中学。
我回家后把要转学到嘉兴中学的事，告诉母亲。母亲请凯叔来详细询问，知道嘉兴中学的数学教员学问好，教法特别好，而且数学课好的学生在课外时间能自动来帮助数学课比较差的同学。母亲念念不忘父亲的遗嘱，总想我将来能入理工科。又听凯叔说，转学不难，只要把湖州中学的成绩单给嘉兴中学的学监看了，就可插入嘉兴中学的四年级。为此种种，母亲就同意我转学。而且，母亲还想到湖州中学虽有费表叔，却从来得不到他的照顾，凯叔到底是亲叔叔，一定能好好照顾我。于是在一九一一年秋季始业时我转入嘉兴中学。
凯叔早已告诉我：嘉兴中学的〃革命党〃（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很多。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学生剪辫的很多，凯叔自己也已剪去。
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至于师生之间〃起等民主〃（老同学这样说），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教员常到我们的自修室，谈天说笑，或帮助我们备课。嘉兴中学的数学程度特别高，比湖州中学高了一年多，因此我更感困难。但是，几何教师计仰先鼓励我说，数学并不难学，只怕中间脱了一段。他知道我是脱了一段的，我在湖州中学时没有学几何，而嘉兴中学却已教了一年多（三年级就有几何，而我是四年级的学生），计先生特地嘱咐同班中的〃数学大家〃帮我补课。
但是那个英文教员（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却使我失望。原来此人是半个洋人，中文不过小学程度，他把辎重读成脑重，用的课本是文法读本合一的，据说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用的，但是这位教师对读本中的许多字，却不知在汉语是什么，反要我们查字典帮助他。
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卢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但他们教的是古书。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这可说专门到冷辟的程度。马老师教《春秋左氏传》。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似乎寓有深意。总而言之，这些革命老师是真人不露相；教国文的尚且如此，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等老师自然更不用说了。教体育的老师干脆剃个和尚头。他的后脑有隆起的一块，喜欢说笑话的代数教员常常当众摸着体操教员这异相而称之为〃反骨〃，体操教员似乎很自负有此反骨，一点不安的表情也没有。这是唯一的真人露相。
中秋晚上，四年级和别级的同学买了月饼、水果、酱鸡、熏鱼，还有酒，请三位老师来共同赏月。教几何的计老师病了，教代数的老师适值新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自然要在家陪师母赏月，只有这位有反骨的体操老师来了。那晚大家都很痛快，谈的痛快，吃喝的痛快。体操老师似乎多喝了酒，公然当着许多同学，拍拍自己的反骨，哈哈大笑道：“快了！快了！〃
嘉兴府出过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党，陶焕卿。但在我到嘉兴中学时，陶早已牺牲。那时在嘉兴城里住的，似乎有范古农，只有绝少几个年纪大的老同学知道老师们有时到范府〃听讲佛经〃。我想，革命党如何信佛？他们大概是在范府上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时期和方案，而以〃听讲佛经〃为掩护罢。
终于，武昌起义的消息，由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的一个四年级同学带回来了。立刻轰动全校。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宿舍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走时他指着自修室里的几位未剪辫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后计仰先的〃闲谈〃。他一进自修室，就对装假辫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接着他兴奋地谈了各地的消息，因说话太急，有点气喘，脸也涨红了。
当天下午就有几个同学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报。这是等候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上车去和旅客情商，买他们手中的上海报。偶尔逢到有人下车来，那就几个同学围着他抢买。
但是第二天，全校的光头忽然都装上了假辫。据说是有一位走读的同学，光头上街，大受路人注目，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的光头不得不临时戒严。
接连几天，时局没有发展，也照常上课。但计仰先请了假，由代数教员代课。也仍然有同学到东门火车站去买上海报，但更难买到了。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体操教员来了，看见人少，似乎很扫兴，迟疑片刻以后，就叫我和他一同到东门去走走。我不知道上海来车何时到站，体操教员似乎也不知道，到了车站，上海来的火车刚刚过去，自然买不到上海报。体操教员很扫兴，就同我到车站附近一家小酒店吃酒，自然是他请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
以后是学校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不为别的，而是为了领不到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也提出来了，而上海光复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实现。离校回家的早晨，我听得同学们传说，光复上海的志士们中间有我们的几何教师计仰先。并且听说杭州也光复了，这也有计仰先在内。我到家时的第一句话是：杭州光复了！
此时乌镇的驻防同知是个旗人，因而大家怕要流血。但商会筹得一笔款子送给那旗人，他也就悄悄地走了。商会义办了商团以防土匪，商团的枪枝是驻防同知留下的。
以后学校来信通知开学了。我到校时，才知道几位老革命党其中有计仰先和三位国文教员（朱仲璋不在内）都另有高就。校长方青箱任嘉兴军政分司，更忙，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我们当然不服，就和学监捣乱，学监就挂牌子，把捣乱的学生记过，我是其中之一。大考完了以后，我、凯叔和一些同学，游了南湖，在烟雨楼中喝了酒，回校后就找学监质问：凭什么记我们的过？还打碎了布告牌。我不曾喝酒，也不曾打布告牌，然而我在大考时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并且在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
我回家后约半个月，学校里寄来了通知，给我以〃除名〃的处分，但还算客气，把我的大考成绩单也寄来了。这个通知，是母亲先看到的，她十分生气，问我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没有。母亲不信，派人请凯叔来。不料凯叔来到，不等母亲开口，便取出一张通知给母亲看。母亲一看，是同样的除名通知。于是凯叔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母亲听说是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就不生气了。只问我，今后到何处去读书。我不想回湖州中学，一时无话可答。母亲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凯叔转学到湖州中学去了。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后说的。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杭州去。我并没一定的目标，但知道杭州有二、三个中学（包括一个教会办的）。母亲却怕我一个出远门，许多事不熟习，首先是住在什么地方。我家纸店的经理听说我要到杭州去投考学校，就说，杭州一家纸行，和我家纸店每年有二、三千大洋的交易，纸行的收帐员一年两度来乌镇收帐，彼此极熟。他写封信给这收帐员，包管可住在纸行。
母亲觉得可靠，就让我一人去了。此时是阴历十一月，正冷，母亲叫我穿了羊皮袍去。我到了杭州，找到了那纸行，拿出介绍信，一个五十来岁穿猫皮袍子的人自说他就是常到乌镇收帐的人，而且仿佛还见过我。这个纸行规模不小，有客房，收帐员引我进一间房，说，你们店的经理来看货样，就住在这间房。
住定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