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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非生即死的时代，一个人如果处处以〃西方标准〃来看来想，一定会落到悲观而自馁。有些人们，满脑子的〃西方标准〃，而又稍知自己这面的〃现实〃，便觉得我们是〃战必败，而且败必亡国〃的。〃那么，依你说，怎么办呢？”他们的回答是：“日苏战争终必爆发。那时候，我乘其敝。〃但是敌人并非笨伯，不让我们安坐而得这巧宗儿，宛平城外的炮声打破了这种“渔翁主义〃。直至〃八一三〃民族抗战的号炮响了，而且证明了我们在各方面的力量虽未达〃理想的〃或“西方的〃标准，但也颇足与敌人相周旋了，〃西方标准〃先生们还是惶惶不自安，眼巴巴望着英国的态度，美国的表示，苏联的举动……
卷八 杂感随想 雨天杂写之一
偶然想起些旧事，倒还值得回味一下。例如抗战发生以前，有人推想一旦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了，文艺之神大概要暂时躲进冷宫，为什么？为的是中华民族的反抗侵略和自由解放的战争，一定是拚死命的极其残酷的斗争。一切都为了战争，而战时生活当然又不稳定，文艺之类似乎是生活相当稳定时的产品，所以在战时不但作者意兴阑珊，恐怕读者亦无此雅兴，何况还有物质的困难，如印刷条件缺乏等等……。
当时对于这论点，我曾盛气驳之。所举理由，在彼时亦并未超乎常识以上，在今天更已成为平凡的现实，此处相应从略。这位可敬的论者，在〃七七〃以后便投身于最艰苦的斗争中了，亲身的经验当已确认即使在被封锁的、文化落后的、天天有战争的区域，文化运动还是需要，而且比那些较为平静而熙攘于战时景气，竞夸〃繁荣〃的后方都市更为迫切地需要，文艺呢，在那些山坳子里本来玉趾罕见，可是倒随同硝烟血腥而发展，而且真正为大众所需要所享受。我又想起人家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抗战那年他在某处，适逢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在一个庄严的纪念会中，他要求说话，可是他登台以后只说了这么一句：“大家以为鲁迅所指斥的奴隶总管就是我，其实不是！〃不知怎的，这个〃轶事〃给我印象很深，同时他的印象在我脑中亦为之一新；我想凡在当时文坛有过牵惹的，或许与我有同感。正像告我以此〃轶事〃的我们的那位女作家在述说以后莞尔曰：怪有意思。
这位先生在抗战以后未尝一至大后方，而且大后方的所谓文化动态，他那边的山坳子里亦未必知之甚详。最多知道作家们有苦闷。如果一旦到大后方来一看，不知他又有何种感想。但在我呢，把当年我驳他的议论和当前现实一比较，却不能不苦笑，现实太复杂，多变幻，我们对于这社会的认识，深广都不够得很。一时管窥蠡测，虽在原则上道着几分，然而何曾能洞见转折曲复？今天桂林的文化市场，不为不热闹，然而对于开风气，励节操，到底起了何等的作用？据说能销的还推文艺作品，随随便便一本书销五千不成问题，可是这五千的读者究竟以怎样的心情去读这本书，而读后他的意识又起了怎样的波动呵？我们当然可以有乐观的说法。不过如果不是忘形自满的浅薄者，决不能一味乐观。我们的确维持了一个文化市场，弄得相当热闹，但是我们何尝揭露了读者心灵上的一层膜，而给予他以震撼的满足？甚至为了维持这文化市场，大多数作者连进修也顾不得了，意志不坚定的人且复沾沾自足，自谓左右逢源，颇有办法。至于在生活的重担下喘不过起来的作家，要责他以潜心精进，自然不近人情，但在今天这种委蛇的文化空气中，恐怕连这一点感觉也会渐渐麻木。
不能不说今天的毛病是亢阳内亏，只看哲学与社会科学书籍销路之不振，便可以知道。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听来的两个小故事：有一位写国际政治论文的先生，一天有一个青年见他书架上并没有一本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便问他对此两门学术的意见，他回答道：“写国际政治论文，只要有材料便行了。”又有一位从头到尾读过《鲁迅全集》的先生有一天欣然自得对人说：“我发见了一件事：鲁迅不谈哲学，也不喜欢哲学。〃人家叩问他〃发见〃之证。他夷然曰：“你看他一部全集里简直找不出什么偶然性，必然性，矛盾律，矛盾的统一等等哲学名词，这不是明证么？〃自然，我们不能据此以论全般的文化界，深思好学之士，一定还有不少，但在今日文化市场中，深思好学之士恐无回旋之余地，这一种颓风，其严重性，与自外面加的桎梏，恐怕不相上下。
我们曾经对于只知道生吞活剥硬用哲学名词，或以为惟名词方见哲学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但在今天这种不懂哲学，而又鄙视哲学的潜在倾向之下，不能不发愤激之论，以为前者犹胜于后者！
6月24日
卷八 杂感随想 雨天杂写之二
孟超先生喜欢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他现在编一本期刊，要我写一点稿去。可是写什么好呢？……
但孟夫子的嘱托，又不能不承应。二十年前这一个山东小伙子，如今的苍老和他的年龄岂不相称，但可喜者，脾气还不曾跟着老，依然是二十年前山东小伙子。粗疏莽撞犹昔，但鲁直热情也还如旧；这在我看其他的作品来，颇觉得文如其人。这一点本色是可喜的，在此〃心画心声总失真〃视为故常的时期。而于无写处中觅可写之物，我也讲讲历史如何？
前些时候，有人喜欢读《战国》，议论奥妙，自非尼采式以上的〃超人〃不能发，亦不能领悟，我想：我们历史上的战国，怕不能照他们的心愿而变质改形。乃至他们所发见的今日的〃战国〃，怕亦不能照他们的心愿而进行。但此亦何可深论，还是来谈常识范围的历史。我也是对于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曾经发生过兴趣的人。试想一想：杨墨与孔争有天下，惹得孟夫子屡次大声疾呼，发极之态，情见乎辞；稷下先生们分庭讲学，〃最好老师〃的荀况亦未能收统制之效，须待后来弟子李斯借秦政权而始实现之；此种思想上的决荡斗争，可喜现象之一便是并未产生妥协调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当时一件可注意的事：临淄那样的都市，拥有七万户，倘以八口之家计算，人口比今天的桂林还多，然而许行之辈还照行神农之教，可知原始生产方式依然保有〃面〃的广度。但就大势所趋而言，此时的社会经济，变化发展是走的上坡路，从这些点上，我觉得对于战国时代特别有兴趣，未必全由于怀古，常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有可能成为大转捩期之时代二，其一即战国时代，秦是承继了这发展趋势的，李斯未必是开倒车的脚色，但秦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经济政策错误的副作用，及至汉朝厉行抑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遂使社会经济发展陷于停滞。亭长起家的汉朝，十足做了封建贵族的忠诚的保护人。又一时代便是永嘉以后南北纷乱时期。那时也有思想上的斗争：佛，道，孔。但那时的社会经济走的是下坡路，故居然有均田制，而均田制的目的还在挽救没落的封建贵族，此在封建贵族不能不说是妥协，正如三教相争结果产生奇怪的调和论。写到这里，忽见报载胡适博士在美国“三十八州州长会议〃上发表演说，说〃中国在二千三百年以前，即已废除封建制度〃，这正和桂林《大公报》曾经两次告诫读者，说香港侨胞饮茶之风，寻于晋朝的清谈，而〃清谈误国〃，则〃古有明训〃云云，都是叫人看了啼笑皆非。虽然，《大公报》的记者何足深论，而且，即使该报于痛斥当今刊物亦颇多〃清谈〃之时，〃小公园〃①内尚登载颇难决定其为“清谈〃抑〃浊谈〃的文字，言行本难一致亦何必深论；独惜有历史癖考据癖的胡博士而把分土的封建制与一般所指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封建制度混为一谈，从知名实之间，辨析正亦不易耳。
①〃小公园〃《大公报》副刊名。
6月25日
卷八 杂感随想 雨天杂写之三
报载希特勒要法国献出拿翁①当年侵俄时的一切文件。在此欧非两战场烽火告急的时候，这一个插科式的消息，别人读了作何感想，自不必悬猜，而在我看来，这倒是短短一篇杂文的资料。大凡一个人忽然想到要读一些特别的东西，或对于某些东西忽然厌恶，其动机有时虽颇复杂，有时实在也单纯得可笑。譬如阿Q，自己知道他那牛山濯濯的癞痢头是一桩缺陷，因而不愿被人提起，由讳癞痢，遂讳〃亮”，复由讳〃亮〃，连人家说到保险灯时，他也要生气。幸而阿Q不过是阿Q，否则，他大概要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