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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有可能翻译这些诗人的充满着火焰般叛逆精神的作品，而只能介绍他们的作品的内容以及他们的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帮助别的被奴役的民族），不畏艰险，以身殉之的英雄气概。这在当时，起了鼓舞革命派的士气的作用。
同一时期，鲁迅又翻译并印行了《域外小说集》。这个短篇小说集是继续《摩罗诗力说》的主旨，介绍了俄国、北欧、波兰等国的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的叛逆和反抗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其用意和《摩罗诗力说》是相同的。
三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是旷野的呼声；此后十年间，世界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且由于中国本身的社会矛盾在激化，阶级斗争在发展，爆发了震撼中国社会的〃五四〃运动，并接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鲁迅属于〃五四〃运动的左派。他十年前提出的要求人们思想解放，扫荡一切锢蔽人们耳目的旧传统、旧文化，和被压迫人民与被奴役民族都得到解放的革命呼声，在这时候不再是旷野的呼声而引起了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
在这时期，鲁迅翻译、介绍世界进步的文学，其数量也比过去多得多了。重点仍在反映被压迫人民和被奴役民族的痛苦和斗争。十年前，《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各只卖出了二十册，现在，范围扩大而数量增多的新译的世界进步文学作品的读者，就不是以千计，以万计，而应该以十万计了，其影响之深远是空前的。
鲁迅当时主张文学应当〃为人生〃。他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他当时翻译介绍的安特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就是两个〃堕入神秘，沦于颓唐〃的作家。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批判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悲观厌世思想，指出这些作品的可取之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沙俄社会的黑暗现实，而且其中〃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象〃。因此，翻译这些作品，也意在由彼及此，揭露那时中国反动统治者（北洋军阀）及其帮闲文人对于改革者的迫害。鲁迅那时以为首要之务是唤醒人民，使其知道病根何在，至于用什么药方，应由人民自己选择。
那时鲁迅的翻译中还有不少童话，其中就有俄国盲诗人爱罗先坷的一部童话集和一部童话剧。爱罗先坷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是在一九二一年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日本之后，鲁迅这才〃留心到这位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放逐时，还遭到了〃辱骂与殴打〃。鲁迅说，〃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或鲜血一样，爱罗先坷也遗下东西来，这是他的童话集〃。（《〈狭的笼〉译后附记》）鲁迅认为爱罗先坷的童话〃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池边〉译后附记》）正因为爱罗先坷的童话表现有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鲁迅所以热情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鲁迅此时还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并不是全部赞成这两个人的论点，而只是以为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因为这些书中所揭露的日本思想界的矛盾、腐化与无所作为，“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
鲁迅还译过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根据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鲁迅翻译时，还没有识破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的荒谬性。
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导致了北伐战争初期的伟大胜利，然而即在此时，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转向反动。这使鲁迅思想产生了矛盾的波澜，他感觉到自己原来掌握的进化论等旧的思想武器日益显得不能适应新的斗争要求，而新的阶级力量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彷徨求索的矛盾心情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中，就象上面简单叙说的那样，他所翻译介绍的作品中的消极成分或者未能进行批判，或者虽然批判了而不够有力。
四
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代表大地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投降帝国主义而出卖革命，而血腥屠杀当年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鲁迅是目睹的，是万分愤慨的。当票时，同是青年而或者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卖友求荣；或者慷慨就义，宁死不屈，鲁迅也是目睹，是万分愤慨的。这些血的教训，最终轰毁了他多年来据以观察、分析事物的进化论思想，转而求索那解决人类命运的普遍真理，他开始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本来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战斗纲领是一致的；他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革命、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鲁迅思想中这一主导力量，决定了他思想中的进化论思想和唯心主义成分必然会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被克服。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短短数年内，鲁迅通过勤奋的学习和英勇的斗争实践，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
由于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鲁迅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一贯的，坚定的。而在他弄通并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过程中，他又锐敏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将决定共产党的未来，亦即中国革命的未来。虽然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可是他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已能辨明平方向，而自觉地坚决拥护正确的一边，这表现为他对领导正确路线的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一九二八年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争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急待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科学的论断，以便澄清思想上的混乱。那年八月，鲁迅曾在回答一个读者的信中说：“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这里，鲁迅提出〃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意思是，如果要对唯物史观有真正的理解，化为自己的思想的血肉，则除了钻研正面教材以外，还得阅读反面教材。而在那时，一些自称唯物史观的评论家其实连正面教材也没有看过原版，只从一些稗贩者手里间接弄来了若干公式。因此，鲁迅要求有“切实的人〃认真做运输精神食粮的工作。这个工作，鲁迅不久就自己来动手做了。
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以及日本人辑译的《文艺政策》（这是根据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开的关于文艺的党的政策讨论会的记录等材料编译的）。这几部书，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十月革命后俄国文艺界的论争和结论等等，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虽然其中并非完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无疑有助于解决我国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并推进革命文艺的健康发展。
鲁迅又热情地翻译、介绍了反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作品。他自己翻译了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并为绥拉维摩维支的《铁流》（曹靖华译）的出版，费尽了心血。他赞扬这两部小说写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在当时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也充满着〃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因而这两部小说的翻译，不但鼓舞了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战斗的革命群众的士气，也使广大读者从书本联系到自己国家的现实，坚定了对革命的信仰。
此外，鲁迅又翻译了高尔基的作品以及沙俄时代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等。同时他和从前一样，热情于介绍、翻译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文学作品。鲁迅介绍那些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英勇地求解放的作品，不光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它们〃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和它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