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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的报告，今天我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解还跟那时一样，因而也觉得没有再炒冷饭之必要。）在这里，我只打算谈一谈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活动和提高修养具有实际意义的三个问题。这就是：一、鲁迅作譬如何服务于整个革命事业！二、鲁迅作品的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三、鲁迅的〃博〃与〃专〃。
鲁迅的文学活动开始于本世纪初期（约在一九○三年前后），而他的革命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却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题小像》诗（作于一九○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决心。但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却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式开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写了有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九一八年），这是中国革命文学的第一燕，也是鲁迅的革命文学的第一朵花。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中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鲁迅毫不隐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在这篇《自序》中，他又写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遵命文学〃，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也就是反映了人民斗争和时代精神的文学。文学是革命斗争的武器之一，鲁迅最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个武器从多方面来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和《狂人日记》同时，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文艺武器。从当时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题材，或冷嘲热骂，或大声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时候的以各式各样嘴脸出现的封建妖孽和洋场恶少（买办意识）。这些杂文，以生动的极富于形象性的笔墨，表达了鞭辟入里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内容，给当时的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给当时的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曾经庄严地热情地宣布：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坚决反对任何阻碍我们进步和发展的事物，就是鲁迅的革命精神的中心一环，而也是贯串在鲁迅的文学活动的一根红线。
鲁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学活动，都跟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当时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着；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国革命运动的壮阔波澜，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当时革命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时而正面交锋时而迂回突袭的长期而艰巨曲折的斗争。斗争的锋芒所指，常因时因地而不同。鲁迅是最善于辩证地看问题的。他曾经尖锐地指出：
“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伪自由书》后记）
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指出这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消闲〃文学的别号；但他也反对不讲求技巧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是缺乏感染力的，是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和作法，实际上达不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他曾经强调指出：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欺骗盲试官的。〃（《革命文学》）
鲁迅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以及把文艺作为手段为政治服务的特性，并严格地把文艺和其他的革命宣传工具区别开来。在《文艺与革命》（一九二八年）中，他写道：
“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鲁迅这些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如何服务于政治的见解，在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深刻的启发作用，而他的作品，则提供了文艺如何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的典范。他的题材范围非常广阔，他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的小说数量不多，然而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刻划了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他的深刻的思想是和他所塑造的生动的形象密切结合的。他的杂文的天地则更为广阔，古今中外，宇宙之博大，蝇蚋之微小，兼包并蓄，然而或直接或间接，都为革命服务，都为文化革命之扩大与深入累积了资源，都给年青的革命的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鲁迅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曾经说到某些外国古典作家对于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里，依稀可见。但《狂人日记》不但寄托更为深远，而风度、气派，依然源出本土，非同移植。他说自己开始创作之际，〃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此则不但是自谦之辞，同时也是坦白地告诉我们：取人之长，以丰富自己的血肉，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至于继承和发展本国的优秀传统，鲁迅曾屡次强调，而他的作品便是他身体力行的证据。鲁迅在继承和发展旧传统方面，目光四射，取精用宏，不限于我国古典文学，亦且旁涉其他姊妹艺术，例如在《我怎么做篇小说来》（一九三三年）中，他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
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形象地说明了他对于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优秀遗产所抱的态度。他说：
“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
他反对保守，反对故步自封。他提倡有分析有批判地创造性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起目的则是为了推陈出新。他说：
“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篇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撇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论〃旧形式的采用〃》）
正因为他重视〃拿来主义〃，他把大半精力付给了翻译和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艺术。而且，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翻译和传播革命文艺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工作，有它极其巨大的政治意义。他曾把这种工作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美修士从天上窃火给人间，是“偷运军火给起义的奴隶〃。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几乎和他的创作活动相始终。今年即将开始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三大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所搜集的古代艺术遗产，如石刻画像等，今后也将系统地进行整理和出版。）
“拿来主义〃对于鲁迅作品的独特风格的形成，无疑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即以驱使笔墨的技法而言，鲁迅的文学语言同我国古典文学（文言的和白话的）作品有其一脉相通之处，然而又是完全新的文学语言。在这些新的因素中（例如句法和章法），依稀可见外来的影响，然而又确是中国旗派，确是民族形式——当然，这在我国民族形式的历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无论是他的小说、杂文、题词、乃至书信，一眼看去，便有他的个人风格迎面扑来。这种风格，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如果要勉强作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