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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寔先生作县令的时候，有一个小偷因为饥饿的缘故潜入陈寔先生的家中，躲在房梁上，以便夜深人静的时候，入室行窃。但由于留下了可疑的痕迹，使得陈寔先生知道梁上有人。陈寔先生并非大喊捉贼，而是穿戴整齐，叫来儿孙，严肃地说：“人啊！不能不自我勉励。那些不行善事的人未必本性就是邪恶的，只不过习以成性，没法改变。梁上的那位君子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小偷知道自己被发觉了，就从房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先生道歉。陈寔先生观察一番，说：“看样子你并不像一个坏人，以后应该好好约束自己，改前恶为今善，好自为之。不过良心丧于困地，你偷盗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于是命家人取两匹绢送给小偷，让他维持生计。由此县境内小偷绝迹。
这就是“梁上君子”这则成语的来历。
事情往往以小见大，以陈寔先生的善于教人，足以得窥樊英先生的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人施教和因境施教的丰富的教育方法的一斑。陈寔先生值得赞扬的事情不仅此一项，更出色的表现出于他在党锢之祸中的所作所为。
汉桓帝的时候，大名士李膺先生、太学生郭泰先生等人上书抨击腐败的宦官集团，结果反被宦官集团诬以“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将以李膺先生为首的所谓“党人”逮捕下狱。当时下狱者二百多人，都是清流。第二年，在太尉陈蕃先生的多方营救下，李膺先生及其党人二百多人被赦免，但终身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发生时，在野处士、太学生以及可以谓之清流的官员，都以结交“党人”为荣；当李膺先生等先生下狱时，纷纷表示自己就是党人，请求与李膺先生共同下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党锢之祸中，陈寔先生也牵涉其中，而且表现令人击节。
陈寔先生身陷党锢之祸，源于一次非正式的沙龙聚会。当时党锢之祸已然发生，但陈寔先生依然在会上发表了同情李膺先生及其党徒的话，在人人自危、莫谈国事的环境下，他的一席话被作为“诽谤朝廷”的证据而遭到小人告密。当逮捕令下达的时候，和他关系很要好的地方官要他火速避难，陈寔先生却说：“我跑了，他们怎么办（沙龙成员）？我不去监狱，谁去监狱？他们在监狱里依靠谁呢？”因此自动请求下狱。
可以说，在内心中，陈寔先生也是以自己为李膺先生的党徒的，并不是为了分享什么利益，也没有利益可以分享，相反只会惹来麻烦，甚至牺牲姓名，但陈寔先生仍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全在于一颗正义心，一种激浊扬清的道义感。
说这些跟樊英先生有甚关系呢？关系至伟。
试分析之。清议的发生，党锢之祸的发生，乃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矛盾聚积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爆发，要不然就不会有发展。而两者的发展源头则在樊英先生与汉顺帝的风波中就得以孕育。这并不是说樊英先生直接点燃了引火线，而是他的精神和作为已为后来的清议和党锢之祸开启了先声。
樊英先生在朝堂之上和汉顺帝大吵大闹，原因就是深恶痛绝于汉顺帝宠幸宦官的黑暗政治；乃至而后隐居授徒，品藻人物，更开清议之先河；虽然，樊英先生并不是这一切的肇始人，但在这股浩荡的时代潮流中，他亦是令人耳目一亮的弄潮儿。
樊英先生太渺小了，以至于被历史湮没。但关于他的零星记载，依然可以看出，他洞悉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以自身的微薄的力量推动着潮流的向前滚动。他听懂了时代的旋律，时代却因为他的隐逸而将他遗忘。幸好，樊英先生并不以此为憾事。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樊英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女权主义者，他看待妇女的观念、关于妇女地位的阐述，比之于现代人的观点，丝毫也不逊色。而读者上帝不要忘记，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两千年前的东汉，这一点现代人应该感到无比汗颜。两千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反不如以前了？
陈寔先生亲眼目睹了老师尊重老婆的一幕。樊英先生生病期间，他的老婆派侍女前来拜问，樊英先生不惜病体，从床上下来答拜。陈寔先生觉得奇怪，就向老师问为什么。樊英先生说：“妻是齐的意思，按照古礼，老婆应该与老公一同供奉祭祀，地位是平等的，我怎么能不下床答拜呢。”
呵呵，一个彬彬有礼、崇尚女权的可爱的老头形象宛然眼前。
樊英先生七十多岁时故去，最终的身份只是一个隐士，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2、庞德公，决不当官
庞德公先生是三国时期的大隐士。他在当时虽为隐士，却四方闻名，因为经他的教导和推举，三国史上响当当的两大谋士——诸葛亮先生和庞统先生相继升空而起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辅佐刘备成就一番霸业。其中庞统先生是庞德公先生的侄儿，诸葛亮先生对庞德公先生也执弟子老师之礼。
庞德公先生一生未仕，至死恪守“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准则。如果说诸葛亮先生如此说，是因为在等待识货者，以提高自己的价码，但对于庞德公先生，不求闻达于诸侯则是发自肺腑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和弦外之音。这种对仕途宦海不发烧不感冒的态度，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来讲难能可贵。
做官难，难做官。有的人为官一生，身心俱疲；有的人殒命官场，可恨可怜；有的人得窥官场本质，压根就不去当官。庞德公先生看来，做官无异于蹲牢房，既不可得自由之思想，又遑论独立之人格，仿佛一片苦海。于是他挣脱苦海，羁留山林，于青山绿水相伴，做了一名悠哉乐哉的隐士。
鹿门山中的大隐
庞德公先生是彻头彻尾的隐士。
他终生未仕，高卧林泉，和老婆躬耕于田亩，与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他的心底有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那就是不做官，不出仕，不当名缰利锁下的奴隶；
生活要有自己的主张，庞德公先生为后世的随波逐流者树立了表率。
读者上帝一定会对庞德公先生的名字产生疑问，德公到底是他的名还是字呢？是他的敬称还是号？抑或是当地人对他的饱含尊敬的习惯叫法？这些都是围绕着“庞德公”三个字产生的疑问，而其根源则来源于两本古籍含有分歧的记载——《襄阳记》中说他叫做庞德公，《后汉书…逸民列传》中则称他为庞公。
庞德公先生的第一手资料来自于《襄阳记》，上面说“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如按这个记载，则德公应该是庞先生的表字，因为前面三个人，诸葛孔明，庞士元，司马德操，都是以姓加表字的表达方式来记述的，庞德公也应该如是情况，即姓庞，表字德公。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事实仍在存疑。范晔先生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也遭遇如此难题，不过他老先生本着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旦涉及庞德公的事迹，则笼而统之的直称其为“庞公”。这下子倒好，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叫你“庞公”总不会有错。范晔先生倒是省事了，却害苦了读者上帝苦费思索。
不管怎么说，《襄阳记》还是准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上帝，庞德公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而且终生未离开过襄阳半步。
庞德公先生生活的时代，天下已然大乱。
东汉王朝末期，桓、灵二帝以来，朝堂之上群魔乱舞，乱七八糟。丧乱的根源无外乎两股势力，一是深受皇帝宠幸的宦官势力，倚借皇帝的威名无恶不作；二是深受皇帝倚重的外戚势力，爵高权重，无所顾忌。两股势力既相互勾结又彼此攻讦，甚至同一势力的内部仍然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多种力量合力而发，东汉王朝苟延残喘都不可得。
天下的分裂已属必然。外戚何进听取袁绍的建议，引凉州军阀董卓进京勤王，诛灭十常侍，但董卓却是个请来容易送去难的瘟神，他不但盘踞京师不走，反而反客为主，残酷镇压异己者。天下群雄再次将矛头转向董卓，结成联盟共同讨伐之。但终因心力不齐各怀鬼胎而功败垂成。
其后，袁绍以“四世三公”的政治资本崛起于冀州；曹操夺取青、兖之地，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天时，声势逐渐浩大；袁术占据淮南、扬州，实力不容小觑；刘表占据荆襄，其地藏龙卧虎；孙坚广据江东，收兵买马，倚长江天险，睥睨中原；刘璋据蜀地，张鲁据汉中。天下已然支离破碎，东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