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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眯缝起眼睛，出神地看着手中的酒杯。
“那以后还去过十六楼？”我问。
“好几次。”她淡淡地说，“在那里工作，有时候不乐意也得去，是吧？但去也只限于白天。晚上不去，死活不去。再也不想遭遇那种事。所以我才不上夜班，已经跟上头说了，明确说我不愿意。”
“这以前没和任何人说过？”
她轻微地摇了一下头：“刚才我就说了，跟人提起这事今天是头一回。以前想说也找不到人。跟你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事可能有什么同感，就是十六楼的事。”
“我？何以见得？”
她用漠然的眼光看着我：“倒也说不清……你知道原先那家海豚宾馆，又想了解它的下落……因此我觉得或许你对我那个经历有同感。”
“怕也谈不上有什么同感。”我思索一下说，“而且我对那家宾馆也并不很了解。只知道是个生意不怎么兴隆的小型宾馆。大致4年前在那里住过，认识了里头的老板，所以这次又来看看，如此而已。原先的海豚宾馆再普通平常不过，更没听说有什么特殊因缘。”
其实我并不以为海豚宾馆普通平常，只是眼下不想把话口开大。
“可今天下午我问起海豚宾馆是否地道的时候，你不是表示说起来话长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指的是我私人方面的事情。”我解释道，“说起来话很长，我想那话同你现在讲的恐怕没有直接关系。”
听我如此说，她显得有点失望，抿起嘴唇，久久看着双手的指甲。
“对不起，您特意说一次，我却什么也没帮你解决。”
“不，不，”她说，“这怪不得你。再说我能说出来也好，说完心里畅快一些。如果老是一个人闷在肚里，总觉得心神不安。”
“想必是的。”我说，“总是一个人闷着，对谁也不讲，势必把脑袋涨得满满的。”我张开两手，做出气球膨胀的手势。
她静静点头，继续转动戒指，然后从手指拉下，随即套回。
“嗯，你相信我的话？相信十六楼的事？”她看着手指说道。
“当然相信。”我回答。
“真的？那种话难道不异常？”
“异常也许异常，但那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这我知道。所以我相信你说的。在某种关系的作用下，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往往突然连结在一起。”
她开动脑筋思考我的话。
“这种事你也有过体验？”
“有过，”我说，“我想有过的。”
“怕吗，当时？”她问。
“不，不是怕。”我回答，“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连结方式。就我来说……”
说到这里，语言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我喝了口威士忌，“说不明白，”我说，“表达不好。不过这种事的的确确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即使别人不信，我也相信你的话，不骗你。”
她扬脸绽出笑容，笑得同这以前不太一样，而属于私人性质的微笑，我想。由于把话一吐而尽，她看起来多少有些放松。
“怎么回事呢，和你谈起话来，也不知为什么，心里觉得很踏实。我这人特别怕见生人，同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话总感到别扭，但和你却能心平气和。”
“大概你和我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吧。”我笑道。
她似乎不知如何应答，沉吟良久，终究没有开口，只是喟然一声长叹。但那叹声未给人以不快，而只是为了调整一下呼吸。
“不吃点什么？肚子好像一下子饿了起来。”
我原想邀她找地方像样地吃一顿，但她说在这里随便吃点即可。于是我唤来侍者，要了意大利比萨饼和色拉。
我们边吃边聊。聊了她宾馆里的工作，聊了札幌的生活。她谈到她自己。说她23岁，高中毕业后在专科学校接受了两年宾馆职员专业训练，之后在东京一家宾馆干了两年，看到海豚宾馆的招工广告，报名后被录用，来到札幌。她说札幌对她很合适，因为她父母在旭川附近经营旅馆。
“是一家满不错的旅馆，已经经营很久了。”她说。
“那么说你是到这里见习或锻炼来啰，为了继承家业？”我问道。
“也不是。”她说道，又用手捅了下眼镜框，“我压根儿没考虑继承家业那么远的事，仅仅是出于喜欢，喜欢在宾馆里干。各种各样的人来了，住下，离开——我喜欢这个。在这里边做事，觉得非常坦然，平心静气。我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环境里，是吧？已经习惯了。”
“倒也是。”我说。
“什么叫倒也是？”
“你往服务台一站，看上去活像宾馆精灵似的。”
“宾馆精灵？”她笑了，“说得真妙。真能当上该有多好。”
“你嘛，只要努力就成。”我笑了笑，“不过宾馆里谁也留不下来，这也可以？人们只是来借住一两宿就一走了之。”
“是啊，”她说，“可要是真有什么留下来，倒觉得怪怕人的。怎么回事呢？莫非我是胆小鬼？人们来了离开，来了离开，我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是有点怪，这个。一般的女孩儿不至于这样想吧？普通女孩子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对？而我却不同。什么原因呢？我不明白。”
“依我看，你并不怪。”我说，“只不过动摇不定。”
她面带诧异地看着我：“咦，这个你怎么晓得？”
“怎么晓得？”我说，“反正我晓得。”
她沉思了一会。
“谈谈你自己。”她说。
“没有意思。”我应道。但她说那也想听，于是我简单谈了几句：“34岁，离过婚，多半靠写文章维持生计，有一辆半旧‘雄狮’车，虽然半旧，但有音响和空调。”
自我介绍，客观真实。
她还想进一步了解我工作的内容，这无须隐瞒，便直言相告。讲了最近采访一个女演员的事，和采访函馆那些餐馆的经过。
“你这工作挺有意思的么！”她说。
“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满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15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啰？”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只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玛莉白兰地，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11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10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出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