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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出实情，丑事暴露，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紧给了人家吧！
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子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交涉无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阳，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对这方面，已有决心；即使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权助催促着说：“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
“不行！”张学良毫不屈服，“我的决心，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也决不能不讲是非。”
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插嘴说道：“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心，就是是非的标准。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如果态度过于强硬，“济南惨案”将复见于沈阳；因此，张学良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交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他的肩头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
原来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立即进行裁兵，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出，移作建设之用。但第二、三、四集团军，都认为这是“撤藩”，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更为激烈。张学良接到密报，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处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相处极欢，每每闭门密谈；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小诸葛”的外号，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孙联帅”——孙传芳参预；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可不是“三个臭皮匠”，因此，颇为多方所瞩目。
直鲁联军的问题，已经解决，照道理来说，一切皆应归于正常，而滦河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第一是滦河以东的昌黎、卢龙、迁安、抚宁、临榆等五县，原是河北省管辖的五县，杨宇霆所指挥的奉军，盘踞不去。第二是北平——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明令恢复明初燕王时代的名称北平；所以京奉路，亦改称为平奉路，被截成两段，每周对开两次，至滦州互换车头。过了深州的平奉路，由常荫槐控制。第三，杨宇霆、常荫槐扣留了平绥、平汉、津浦各路局运送奉军的车皮五千四百个；车头亦有数百个，中央曾两次派交通部次长王征出关交涉，不得要领。
为此，张学良挨了不少骂，但杨宇霆跋扈嚣张，张学良无奈其何，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是相互利用。白崇禧的打算是，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极可能破裂，那时滦东的奉军，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车皮，长驱南下，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亦将活跃。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所得的报告，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
但如归顺了中央，首先对杨宇霆的野心，就是个有力的约束；因为这一来，他的野心如见诸行动，便成了人怂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同时，日本对杨字霆的支持，亦必因此而有所收敛。
经由信使往还，中央对张学良的要求，几乎完全接受，将热河亦划归东北，并先易帜；同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至于东北的党务，亦不妨暂缓推进；总之一切的步骤，都力求慎重稳妥，不使日本有任何干预的借口。
延缓三月的期限已届，时机亦已成熟；张学良便在十二月甘九日上午七时，发出通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中华民国终于真正地统一了。
其时杨宇霆早已回到沈阳，张学良本想派他去当黑龙江省长，但杨宇霆仍旧愿意担任总参议，推荐他的心腹常荫槐出掌黑龙江，张学良如言照办。
杨亨霆的气焰更甚于以前；以前有“老帅”在，多少还有“一人之下”的模样，如今完全是“万人之上”了。张学良在他心目中，只是个刘阿斗；《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刘先主临终以前，特召诸葛亮交代后事，说“若鄙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外号“小诸葛”的杨宇霆，认为张学良这个“鄙子”，实在“不才”，已在作“自取”的打算。
因为如此，他对张学良渺视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称呼上加上个东北人所说的“小字眼”，司令长官变成“司令长官儿”。民国十八年一月七日，也就是阴历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杨宇霆为他的父亲作七十岁生日，奉为首座的贵宾，不是“司令长官儿”，也不是特地从大连来拜生日的“孙联帅”，而是为东北将领所轻视的褚玉璞。
这便使得张学良越起戒心。在此以前，张学良已看出杨宇霆包藏祸心，患在不远，一次是他劝杨宇霆应该效力中央，疏远日本，杨宇霆答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有什么不好？”
张学良便问：“如果是你的这一宝押中了呢？”
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
张学良有个洋顾阳门也是好朋友叫端纳，澳洲人，其实是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英国的在华利益，一向是跟日本发生冲突的，所以端纳对走日本路线的杨宇霆，非常注意。有一回他问张学良：“你是不是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
张学良大为诧异，于是端纳出示由平奉路局公款付给捷克军火商的单据，才知道是常荫槐假借他的名义所订购的，于是找了杨宇霆来问。
“不错。”杨宇霆坦然承认，“这是给黑龙江山林警备队用的。”
“我怎么不知道？”
“小事嘛！”
张学良略想一想又问：“咱们的兵工厂，不是也能造步枪？”
“没有人家的好。”
杨宇霆脱口而答，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的感想——好家伙！你不但要发展自己的武力，而且装备还要胜过我。
“听说叶开鑫、叶琪来了。”张学良又问：“他们来干什么？”
“叶开鑫代表唐生智；叶琪代表白崇禧。”杨宇霆洋洋得意地说：“专诚来给我们老爷子拜寿。”
“住在哪儿？”
“住我家。”
“我跟他们多少也算认识，怎么不来看我？”
“嘿！”杨宇霆大声答说：“人家也要看得见你才行啊！你白天黑夜颠倒着过，人家要来看你，你没有起来；等你有精神能见客了，人家可是要睡了。”
张学良默然，杨宇霆却还有话说；告诉张学良町野武马又从东京来了。张学良很轻视此人，因为他只是个黑龙会的外围分子，与日本政府跟军部的关系不深，没有什么用处而好说大话；在张作霖被刺以后，张学良送了他十万大洋，将他辞退了。
他这次从东京来的目的，张学良可以预想得到，是为了五路事件。果然，町野武马直言相告，希望张学良履行张作霖跟日本所签的“五路协定”。
“先父那时是代表中国政府签的协定，现在原件已经毁在皇姑屯；东北是地方政权，不管外交上的事，请你们找国民政府外交部去交涉。在我这里，别说履行什么协定，连谈都无从谈起。”
话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