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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月间取消国民军的名义，总司令的职务，亦自动解除了。
段祺瑞当然不能不加以安抚，指派一向负担与冯玉祥联络专员的贾德耀，数上西山与冯玉祥密谈，终于说动了冯玉祥接受了督办西北边防事宜的名义，移驻张家口，并将所部暂编为十二个师，称为“西北陆军”。
北京的情况相当微妙。在段祺瑞入京就任执政后，紧接着张作霖亦自沈阳专车入关，先一日奉系大将李景林带了一万多人到北京预为布置，所部分驻城内外各重要据点；郭松龄带了一团精兵，进驻城北黄寺，控制安定、德胜西门及平绥线。张作霖驻节的顺承王府，则由张学良带一营人，亲自警戒。
这咄咄逼人的气势，已使得国民军侧目，而自秦皇岛、山海关源源开来的奉军，又压奇*书*电&子^书迫国民军让出保定、宣化等地的防区。国民军二军胡景翼、三军孙岳、愤愤不平，在十一月三十日晚上，约齐了去见冯玉祥，提出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趁张氏父子在京，发动擒贼擒王的突袭计划，进攻顺承王府，玉石俱焚，只要用乱枪打死了张氏父子，奉军必然大乱，缴械的缴械，安抚的安抚，大局顿时改观。
冯玉祥听了颇为动心，下令警卫部队准备应变，但反复商量了一夜，认为胜算不足；而且首先动手，糜烂地方，国民军军纪良好的声誉，毁于一旦，便是自取灭亡的开端。因此到了十二月初一，冯玉祥撤消了应变的命令。
哪知事机不密，消息很快地传到了顺承王府。张作霖心想，果真干了起来，且不说给了直系残部一个反扑的机会；首先，不论胜败，皆将为各路诸侯所耻笑，这个面子丢不起。张公百忍，家训昭垂，因而当机立断，十二月二日上午十点钟，下了一道奉军全数撤离北京的紧急命令。
张作霖连段祺瑞都不通知，坐上专车，直驶天津。奉军一部分随张作霖出关；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向山东南部发展。于是冯玉祥所部，随即又进驻北京；鹿钟麟的职权如昔，他既不会释放曹锟；而段祺瑞在孙中山先生业已到京，善后会议只举行了第一次大会，议事细则甫行通过，而以孙中山先生却卧病铁狮子胡同行辕，未能正式开议之时，即令有心帮曹锟的忙，亦不便擅作主张，将此名义上的罪魁祸首开释。
这些情形经王揖唐细细分析以后，杨云史才知道曹锟在延庆楼还有一段日子好待。至于王揖唐请杨云史代为劝驾，希望吴佩孚进京一事，当然亦不会有什么结果。王揖唐只好逛了一回赤壁，怏怏辞去。
但是段祺瑞对吴佩孚很不放心，王揖唐的使命失败以后，他决定采取激烈手段，密令长江海军司令许建廷，率江防舰八艘，开往黄州，准备生擒吴佩孚。湖北督军萧耀南本是吴佩孚手下大将，但其时内迫于湖北“拒吴保鄂”的民意；外受段祺瑞不断增加的压力，不敢以实力支持吴佩孚；但他亦决不会让许建廷在他的疆界内对吴佩孚动武。
因此，暗中通了消息；恰好与吴佩孚化敌为友的湖南督军赵恒惕来了一个电报，邀他到湖南休养；吴佩孚穷无所归，感于赵恒惕的义气，决定应邀到湖南去作客。
原来吴佩孚帮过赵恒惕，实在也是帮了湖南人一个大忙，当段祺瑞大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利用日本西原借款，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路。第二路总司令，领兵讨伐南方进军湖南时，只有吴佩孚的第三师打得最好，长驱直入，由湖北入湖南，经羊楼司占领了岳州，一直屯军在此。
其时，北洋军系直皖两系的分裂，正在扩大，徐树铮的跋扈，以及“安福国会”的把持，使得原属于冯国璋系统的“长江三督”及张作霖控制的东三省，再加上直隶，无形中组成了一个以明反徐树铮，暗反段祺瑞的七省联盟；不久又因为段祺瑞派他的内弟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原来的督军，旧淮军系统的赵倜不愿让位，加入了反段的行列，七省联盟变成了八省联盟。
八省的督军，及其他重要人物，因为段祺瑞的资格与地位，对他都还保持着一份适度的尊敬。但自视极高的吴佩孚，却没有将他看在眼里，首先发难，以通电指斥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接下来要求撤防回北。
这时的湖甫督军是直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他是安徽霍邱人，据说是前清捻军将领张总愚之后，弟兄四人，敬字排行，以尧舜禹汤命名，但行为却如桀纣。直军中第七师以军纪坏出名；而又以驻扎长沙的一旅为坏中之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湖南人恨之刺骨，“驱张运动”一直不断，文的向北京政府呼吁；武的组织湘军进迫，但都动不了张敬尧。一年工夫，他在湖南搜括了两千万；他部下有七万人，胡作非为，搞的钱更是不计其数。湖南人欲哭无泪，相形之下，觉得驻扎在岳州、衡阳一带的吴佩孚的第三师，虽然也是直军，却可爱得多了。
机会终于来了，民国九年五月，吴佩孚获得湖北督军王占元资助了六十万元的开拔费，决定撤军北归。表面上请湖南督军张敬尧来接防；实际上他跟湘军前敌总指挥赵恒惕惺惺相惜，所以暗中打算将防区移交给湘军，当然，这要靠湘军自己打过来。
因此，第三师在五月二十日开始，分水陆两道撤退，吴佩孚于甘五日自衡阳坐船启程后，湘军在甘六日发动对第七师的总攻击，甘六、甘七两天便占领了祁阳、丰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只甘多里的东阳铺。
赵恒惕的湘军，只有三千枝烂枪，给养不足，衣不蔽体，为北军讥之为“叫化军”；但此时的“叫化军”士气如虹，临时制发的白布臂章，大书“救国救乡，在此一举；勇往直前，拼命杀贼”十六字，老百姓箪食壶浆，争相欢迎。“叫化军”受此鼓励，越发踊跃，五月甘九日，占领了衡阳；丰阳、一祁阳的湘军，在此会师，准备沿湘水及粤汉铁路，水陆两道，北攻长沙。
张敬尧大为着慌，一面急电北京求救，电报自“十万火急”而“千万火急”；一面派他的胞弟旅长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成功后，以他的第七师师长相让。
张敬汤的这个旅是张敬尧在湖南扩编的，敬汤行四，所以人称“四帅”，但“四帅”却自比为诸葛亮，穿了一件八卦衣、手摇鹅毛扇，自称“山人”，因而又得了个外号叫“卧龙先生”。
“卧龙先生”亲自领兵，坐的是“绿呢大轿”，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之多，那股威风，使得长沙人都为在衡阳的湘军捏一把汗。
但“卧龙先生”到了长沙南面四、五十里地方的湘潭就不走了。
而另一支在湘西的湘军，却已占领了宝庆，这里是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的防区，他哪里肯为“同宗”卖命，悄然撤退。“卧龙先生”听说湘军自西、南两路杀将过来，吓得瑟瑟发抖，脱去八卦衣、丢却鹅毛扇，连夜逃回长沙。
当衡阳易手时，张敬尧便在长沙城内拉亻夫；同时勒令总商会代筹军饷，以会长张先赞为人质，限期筹足大洋八十万；总商会无奈，只好鸣锣宣布，按户抽取一个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复又扬言，将死守长沙，不惜玉石俱焚；于是长沙老百姓纷纷逃难，而张敬尧派兵把守城门，限制出境的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超出的数目，老实不客气没收了。
湘军自发动总攻击以后，不过十天的工夫，便已进迫长沙外围的湘潭与株州。张敬尧眼看大势已去，湖南人“誓与尧舜禹汤偕亡”的决心，颇有实现的可能，赶紧要作抽身之计，打了个电报给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而他亦不忍他的军队“牺牲干内战之中”，同时又埋怨“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这所谓“客军”包括张宗昌的暂编第一师及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内。
六月十一日那天，驻长沙的各国领事，约齐了去看张敬尧，要求他将长沙周围三十里，划为非战区域；张敬尧满口应承，将各国领事敷衍走了以后，想出一条脱身的毒计，下令在“镇湘楼”及军火库纵火。
这“镇湘楼”是张敬尧听了一个跑江湖的算命先生“化三千”的话，造了来镇压风水的，这夜成了他的救命符；镇湘楼与督署的熊熊烈火，加上军火库子弹的爆炸声，吓得长沙的老百姓都躲在家里瑟瑟发抖。天亮开出门来，大人依旧，“张毒菌”——张督军与他的部队，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