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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途径；并且他自己的描述也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抽象的信念，一旦涉及具体就失去了依据。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不纯洁的，要做到纯洁当初就不该有描述的念头。然而描述的行为毕竟通过他们二人发生了，而且还将通过教授的学生等人继续下去。这种纯洁与不纯洁相结合的行为违反乡村老教师的意愿在进行着。不过谁又能肯定呢？也许这正是老教师隐秘的意愿？当初不就是他本人描述了未经证实的东西，而且希望以此来说服众人吗？他还曾梦想过得到人们的拥护呢！即使他很快就打消了那种梦想，也不能表明他是彻底纯洁的。描述者也是知道这一切的，他佩服老教师的敏锐，时时依赖他的敏锐来调整自己的描述方向；但是老教师的存在却使他厌恶，因为他的存在就是对他的工作的一种否定。问题是离了老教师他又没办法继续描述了；他的冲动，他的辩护的对象，不都是源于老教师吗？于是只好与这个令他厌恶的人和平相处，将那没有把握的工作做下去。有时描述者也想过要证实自己的工作；这种时候，他便想到请求教授派一位学生来将老教师和他写下的调查报告复查一遍，然后再写一个报告。当然学生的报告本身也是难以证实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描述者安心。这里又使我们联想到艺术的本质，想到人们是如何用一种艺术来评价另一种艺术的。
描述者为什么要为乡村老教师辩护
描述者辩护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证实，而是出于某种热情、义愤和理想。或者说是乡村老教师的形象打动了他，使得他要把为他呐喊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这是一条孤寂的小路，不但不为人所理解，也不为老教师本人所赞成。老教师对他的辩护是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描述者的辩护一点也没有使他接近真理，反而使他陷入被众人误解的困境，他的初衷一开始就错了。描述者并不是不懂得这一切，可是他只能这样做，否则还能怎样呢？他从未见过大鼓鼠，除了通过为老教师辩护来间接地为它辩护之外，他想不出更好的辩护了。明明知道是一桩毫无进展的希望和效果的事，描述者还是要持续下去，并期盼这件事引起另外的人的注意，从而扩大影响，这决不是出于糊涂，而是由于头脑异常清晰，将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想了个透彻的一种深思熟虑的权宜之计。因为这个描述者，对于永恒的事物，对于奇迹有种天生的崇敬和向往。自从听说了老教师的事之后，他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事业与他再也分不开了，他是自愿卷入老教师的充满矛盾的精神领域的。他企图用他的笔来将老教师那不可实现的愿望加以实现，以他的眼光来看，结果当然只能是失败。
辩护的事业由其性质所决定只能游离在核心的外围；从核心发射出的光芒之强烈，使得无人能进人。正因为无人能进入，这才出现了以描述为事业的人。
老教师对描述者的不满就是对自身的不满。这种不满感染着描述者，一方面使他产生要摆脱他的冲动，一方面又使他要与他更紧密地结合，从而更彻底地投身于描述的事业。老教师的责难只会随描述的深入变本加厉，责难往往成为一种刺激，成为新一轮辩护的动力。当然这种辩护从根本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它只不过是以生命的激情来支撑的罢了。描述者热情洋溢，充满了正义感和崇高的梦想，他选择了一桩绝望的事业，自己很清楚再也没有解脱之日。完全可以推测他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退却只是暂时的，是由于内心的极度苦闷。坐在他家中的令他厌烦的老头一直是，也永远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这种二位一体的结合一定会持续到最后。因为在芸芸众生中只有他，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敢于站出来为老教师讲话，并将所讲的话发表在外（虽然老教师不满意），这决不是个偶然的巧合。从他对老教师（也是对自己）的命运的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早就有了那种深刻的悲观的认识，从事情的初始就看到了结局；他深信透彻的交流之不可能，现实障碍之不可逾越，一切全是徒劳。那么为什么还要与这个烦人的老教师搅在一起呢？看来他的性格里天生有种圣徒的倾向，总是将牺牲作为一种满足，甘愿以自己的皮肉来铺垫通往永恒的小路。
对于描述者来说，乡村老教师是他精神上的父亲；离了他，他的一切描述都不可能产生。这个住在穷乡僻壤的村庄里的老人，给他提供着衡量自己的描述的标准；那标准的高不可攀时常令他异常泄气，产生要全盘放弃的念头。而同时，老人的存在又提醒他放弃之不可能，只有追随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描述者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断的自我批判，批判之后又不断地找出新的辩护的理由，在支离破碎的理由中不断领会老人的意图，与老人一道沉浸在无穷无尽的对于巨围的遥想之中。
1998年6月16日，英才园
折磨：艺术家之一分为二
——解读《和祈祷者谈话》
祈祷者和“我”是艺术家内心中的两个魔鬼，既相互钳制。折磨，又相互鼓励、支撑，结成同盟来对付那摧毁、覆盖一切的虚无感。
我作为旁观者，在教堂内目睹了祈祷者的祷告。那种祈祷是前所未见的，似乎无比虔诚，但分明又是种表演，是演给旁观者看的，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宗教的虔诚意义。我为此感到别扭，感到不满，很想走过去阻止祈祷者，向他提出质问，可是我又为他的祈祷的魅力所折服，以致长时间蹲在黑暗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其实我的内心也是摇摆不定的，我对是否应该阻止他没有把握。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上前与祈祷者谈话了。当我向祈祷者提问时，我力图在我与他之间拉开距离，指出我和他之间陌生的那一面，希望相互之间的问答有种客观的性质。祈祷者的做法相反，立刻将我引为他的同谋（他早就注意到了我的存在，一直认为我有义务与他交流），将他内心的痛苦、矛盾，将他身上的晦气一古脑都倒在我身上，要我为他的生存找依据，将我看作他唯一的希望和慰藉。由此我得以深入了他的内心。
一切痛苦都来自于无法治愈的虚无感。当他走路时，他不由自主地每一步都要去试探脚下的地面；虽然在教堂内，精神上的寄托却不在那里，一举一动都与那钟声的鸣响不相符合。他就如一个影子，不能将手杖点在人行道上，不能触摸人们沙沙作响扫过去的衣服，只能沿房屋滑过，消失在商店的橱窗内。最普通的事对于他都像深渊。而在他的周围，房屋不停地倒塌，人们在街上无缘无故地倒下、死去，被抬进屋内。他穿过广场；巨大的广场立刻使他忘记了一切，西南风吹着，市镇大厅的塔楼摇摆着，窗玻璃格格作响，路灯如竹子一样弯下腰，绅士淑女浮在人行道的半空，只有风停时才交谈几句，相互鞠躬。但是所有的人眼里都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只有祈祷者是唯一的心存恐惧者。原来他是因为心存恐惧而拼命祈祷的，与教堂并不十分协调的他的举动有点滑稽。于是这古怪的祈祷一旦开始，就带上了某种游戏的因素，后来这种祈祷又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内心需要。毫无疑问这是对宗教的某种亵渎，他为此惶惶不安。他要向我诉说，以此来确定自己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他举出儿童时代的例子来说明虚无感对他的折磨：房屋，阳台，草地，不真实的对话，无比遥远和陌生的情绪。那次经验成了他后来生活中的隐患，毒害了他对现实的感觉，总是将他与现实拉开距离，迫使他逃避生活。我完全理解这一切，我的理解结了他勇气。我告诉他，这种经验是有根据的，是很普遍的、人的经验，有可能发生在一切人身上。他从我的肯定中得到了极大的宽慰。由此他一定领悟到了：既然他的游戏似的祈祷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并由这注意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即意识自身的存在），他的方式也就有了合理性。虽然这仍然减轻不了他的来自宗教感的内疚与对自己的厌恶。
祈祷者与我之间的关系是种犹豫不决而又十分矛盾的关系。在教堂里，我几次下决心要走上去让祈祷者对自己那种夸张的表演作出解释，却总是因为犹豫不决错过了机会。祈祷者的态度更暧昧，他似乎是在逃避我，同时又十分渴望我与他谈话。我经过长久的拿不定主意的阶段之后，终于不顾一切地捉住了他；而他做出要逃脱的样子，又好像巴不得这事发生。他说他担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