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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柔的笑脸，问：“你是谢婉莹不是？你还记得王世瑛么？”
昏忙中我请她坐在我的旁边，黑暗的楼上，只有我们两个
人，我们都注目台上，而谈话却不断的继续着。她告诉我当我
在台上的时候，她就觉着面熟了，她向燕大的同学打听，证实
了我是她童年的同学，一闭幕她就走到后台，从后台又跟到楼
上……她笑了，说这相逢多么有趣！她问我燕大读书环境如何，
又问“冰心是否就是你？”那时我对本校的同学，还没有公开
的承认，对她却只好点了点头。三幕开始，我们就匆匆下去，
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最密的朋友。
那时我家住在北平东城中剪子巷，她住在西城砖塔胡同，
北平城大，从东城到西城，坐洋车一走就是半天，大家都忙，
见面的时候就很少。然而我们却常常通信，一星期可以有两三
封。那时正是“五四”之役，大家都忙着讨论问题，一切事物，
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时候，问题和意见，就非常之多，我们在信
里总感觉得说不完，因此在彼此放学回家之后，还常常通电话，
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我们的意见，自然不尽相同，而我们却
都能容纳对方的意见。等到后来，我们通信的内容，渐渐轻松，
电话里也常常是清闲的谈笑，有时她还叫我从电话中弹琴给她
听，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我同
人家这样要好过，父亲还笑说，“你们以后打电话的时间要缩
短一些，我的电话常常被你们阻断了！”
我在学校里对谁都好，同学们也都对我好，因而也没有什
么特别的“朋友”。世瑛就很热情，除了同谁都好之外，她在
同班中还特别要好的三位朋友，那就是黄瑛（庐隐），陈定秀，
和程俊英，连她自己被同学称为四君子。文采风流，出入相共，
……庐隐在她的小说《海滨故人》里，把她们的交谊，说得很
详细─—世瑛在四君子之中，是最稳静温和的，而世瑛还常常
说我“冷”，说我交朋友的作风，和别人不一样。我常常向她
分辩，说我并不是冷，不过各人情感的训练不同，表示不同，
我告诉她我军人的家庭，童年的环境，她感着很大的兴趣……
然而我们并不是永远不见面。中央公园和北海在我们两家
的中途，春秋假日，或是暑假里，我们常带着弟妹们去游赏─—
我们各有三个弟弟，她比我还多两个妹妹─—小孩子奔走跳跃
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水榭或漪澜堂的阑旁，看水谈心。她砖塔
胡同的家，外院有个假山，我们中剪子巷的门口大院里，也圈
有一处花畦，有石凳秋千架等，假山和花畦之间，都是我们同
游携手之地。我们往来的过访，至多半日，她多半是午饭后才
来，黄昏回去，夏天有时就延至夜中。我们最欢喜在星夜深谈，
写到这里，还想起一件故事：她在学生会刊物上写稿子，用的
笔名是“一息”，我说“一息”这两字太衰飒，她就叫我替她
取一个，我就拟了“一星”送她，我生平最爱星星，因集王次
回的“明明可爱人如月”，和黄仲则的“一星如月看多时”两
句诗，颂赞她是一个可爱的朋友，她欣然接受了。直至民国十
二年我出国时为止，我们就这样谈而永的往来着。我比较冷静，
她比较温柔，因此从来没有激烈的辩论，或吵过架，我们两家
的人，都称我们“两小无猜”，算起来在朋友中，我同她谈的
话最多，最彻底，通信的数量也最多（四五年之间，已在数百
封以上），那几年是我们过往最密的时代，有多少最甜柔的故
事，想起来使我非常的动心，留恋！
我出国去，她原定在北平东车站送行，因为那天早晨要替
我赶完一件绒衣，到了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她十分惆怅，
过几天她又赶到上海来送我上船。我感谢之余，还同她说，“假
如我是你，送过一次也罢了，何必还赶这一场伤心的离别？”
她泫然说，“就因为我不是你，我有我的想法！”─—庐隐有
一首新诗，就记的是这件事，我只记得中间四句，是：
辛苦织成的绒衣，
竟赶不上做别离的赠品，
秋风阵阵价紧，
不嫌衣裳太薄吗？
在上海我们又盘桓了几天。动身之日，我早同她约定，她
送我上船就走，不要看着船开，但她不能履行这珍重的诺言，
船开出好远，她还呆立在码头上……
到美国以后，功课一忙，路途又远，我们通信的密度，就
比从前差远了，我只知道从上海，她就回到福州去教书。在十
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
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
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
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
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
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那年
的秋天，我就接到他们结婚的请柬，我记得我寄回去的礼物，
是一只镶着桔红色宝石的手镯。
民国十五年秋天，我回国来，一到上海，就去访他们夫妇，
那时他们的大孩子小虎诞生不久，世瑛在床上，君劢先生赶忙
下楼来接我，一见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样，极高兴恳切的
握着我的手。上得楼来，做了母亲的世瑛，乍看见我似乎有点
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兴奋盖过了。我在她床沿杂乱的说了
半小时的话，怕她累着，就告辞了出来。在我北上以前，还见
了好几次，从他们的谈话中，态度上都看出他们是很理想的和
谐的伴侣。在我同他们个别谈话的时候，我还珍重的向他们各
个人道贺，为他们祝福。
民国十六年以后，我的父亲在上海做事，全家都搬到上海
来。年假暑假我回家的时候，总是常到他们家里，世瑛又做了
两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敦厚温柔，更是有增无减，同时
她对于君劢先生的文章事业，都感着极大的兴趣，尽力帮忙。
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我对于世瑛的敬爱，也是有增无减！她在
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在校是个好学生，好教师，好朋友，
出嫁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种人格，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和不
断的努力，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
周旋，她永远是她周围的人的慰安和灵感！
民国廿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又搬回北平来，我和世瑛见
面的机会便少了。民国廿三年他们从德国回来，君劢先生到燕
大来教书，我们住得很近，又温起当年的友谊。君劢先生和文
藻都是书虫子，他们谈起书来，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
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风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赏心乐事，那
一两年我们同住的光阴，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纯化了。
他们先离开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们在抗战以后也到了昆明，
中间分别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紧张忙乱，在表面
上，我们是疏远了。直到了前年，我们又在重庆见面，喜欢得
几乎落下泪来，她握着我的手，说她听人说我总是生病，但出
乎意外的我并不显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
在安慰我！我谢了她，我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老了都瘦了，
这是正常的表现，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拦住我，说，“你总
是爱说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谁知道她一个无病的人，
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乐山，要相见就得渡一条江，翻一
座岭，战时的交通，比什么都困难，弄到每年我们才能见到一
两次面。她告诉我汪山有绿梅花。花时不可不来一赏，这约订
了三年，也没有实现─—我想我永不会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
瑛去了，就让我永远纪念这一个缺憾罢。
我们在重庆仅有的一次通讯。是她先给我写的，去年五月
一日，她到歌乐山来参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没有碰到我，
她“怅惘而归”，在重庆给我写了几行：
冰姐：
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歌乐山……因为他们告诉我，你
也许会来参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我可以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