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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
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
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
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活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
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
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
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
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
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
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
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七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七个月过去了，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
催，就总是写不下去！“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
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撂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
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
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
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
课，从哪位教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
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
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
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自传》，但也应该用他《自传》里的话，来总括他在“七七
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
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二）是
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
（“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三）是提倡社区
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我只
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现在这几位都是
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
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
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马香
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
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
（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
“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
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
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
“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
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
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
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大后
方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
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
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
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
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
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
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
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
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
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
庐”，我在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
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
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
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
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
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
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
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
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
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
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
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去找王
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
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
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
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
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
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
“这转折点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