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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活的温暖。四年之末，我们毕业的同学才有十八个人。毕业后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
了工作，我们约定大家都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还尽量保持联系。此后的年月里，我们风流
云散，也都有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无论在天涯在海角我们惊喜地遇见，共同回忆起中学时
代这一段生活时，我们总会互相询问：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完成了中学时代的志愿，做一个
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我的祝愿——《牵牛花》①儿童文学丛刊代
发刊词福建人民出版社为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决定创办儿童文学丛刊《牵牛花》，欣喜之
余，我想说一点我的祝愿。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许多儿童刊物。儿童文学的园地里，真是百花齐放。
《牵牛花》若没有它自己的特色，它就没有了在百花园中开放的意义。
我希望为《牵牛花》写稿的人，不管他（她）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在他（她）构思动
笔之顷，必须认定你的对象首先是九百万的福建小读者。你是为着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而写
作的。
比如说，无论什么人，对福建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有了深刻的印象和浓厚的感
情；或者一个福建的作者对省外的大地上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有了深刻的印象和浓
厚的感情，他们都可以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抒写下来。只要情感是真实的，这文章就有独特的
风格，它就是从福建的泥土里开出来的一朵鲜花，就是一朵福建的小读者和一切小①《牵牛
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５月出版。
读者所熟识所喜爱的鲜花！
我很小就离开福建，并没有在家乡长大，我一生中住过海内外的许多地方，可说是东西
南北之人了，但我对于我的父母之乡的福建的一切，还是特别地关心——这也是很自然的人
情物理。
在此，我祝愿《牵牛花》在为福建小读者提供精神营养的、东西南北的作家的扶持爱护
之下，不断地灿烂地开放！悼念林巧稚大夫
４月２３日早晨，我正用着早餐，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了林巧稚大夫逝世的消息，我忍不
住放下匕箸，迸出了悲痛的热泪！
我知道这时在国内在海外听到这惊人的消息，而叹息、而流泪、而呜咽的，不知有多少
不同肤色、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人。敬爱她的病人、朋友、同事、学生实在是太多太多
了。
她是一团火焰，一块磁石。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她
从来不想到自己，她把自己所有的技术和感情，都贡献倾注给了她周围一切的人。
关于她的医术、医德、她的嘉言懿行，受过她的医治、她的爱护、她的培养的人都会写
出一篇很全面很动人的文章。我呢，只是她的一个“病人”、一个朋友，只能说出我和她的
多年接触中的一些往事。就是这些往事，使得这个不平凡的形象永远在我的心中闪光！
我和林大夫认识得很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肄业，那时协和医学院也刚
刚成立。在协和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里都有我的同学。我到协和医院去看
同学时常常会看见她。我更是不断地从我的同学口中听到这可敬可爱的名字。
我和她相熟，还是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常笑说“你的孩子都是我的孩
子”）。在产前的检查和产后的调理中，她给我的印象是敏捷、认真、细心而又果断。她对
病人永远是那样亲人一般地热情体贴，虽然她常说，“产妇不是病人”。她对她的助手和学
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在１９３５年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她已是主治大
夫，她的助手实习医生是我的一个学生。在我阵痛难忍、低声求她多给我一点瓦斯的时候，
林大夫听见了就立刻阻止她，还对我说，“你怎能这样地指使她！她年轻，没有经验，瓦斯
多用了是有危险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当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已是主任大夫了。
那时北京已经沦陷，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抑郁，林大夫坐在产床边和我一直谈到深夜。第
二年的夏末我就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了。我常常惦念着留在故都的亲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稚
大夫。１９４３年我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里面的《我的同班》，就是以
林大夫为模特儿的，虽然我没有和她同过班，抗战时期她也没有到过后方。抗战胜利后，在
我去日本之前，还到北京来看过她。我知道在沦陷的北京城里，那几年她仍在努力做她的医
务工作。
她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一直奉着“爱人如己”的教义。对于劳动人民，她不但医治他
们的疾苦，还周济他们的贫困。她埋头工作，对于政治一向是不大关心的。珍珠港事变以
后，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也被日军侵占了，林大夫还是自开诊所，继续做她的治病救人的事
业。我看她的时候，她已回到了胜利后的协和医院，但我觉得她心情不是太好，对时局也很
悲观，我们只谈了不到半天的话，便匆匆分别了。
１９５１年我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再去看林大夫时，她仿佛年轻了许多，容光焕发，
她举止更加活泼，谈话更加爽朗而充满了政治热情。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医务工作者，她
觉得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如同在涸辙的枯鱼忽然被投进到阔大而自由的大海。她兴奋，她快
乐，她感激，她的“得心应手”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周总理的器重。
她的服务范围扩大了，她更常常下去调查研究。那几年我们都很忙，虽说是“隔行如隔
山”，但我们在外事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种种场合，还是时时见面。此外，我还常常有事求
她：如介绍病人或请她代我的朋友认领婴儿。对我的请求，她无不欣然应诺。我介绍去的病
人和领到健美的婴儿的父母，还都为林大夫的热情负责而来感谢我！
十年动乱期间，我没有机会见到她，只听说因为她桌上摆着总理的照片，她的家也被抄
过。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又都逐渐繁忙了起来。她常笑对我说：“你有空真
应该到我们产科里来看看。我们这里有了五洲四海的婴儿。
有白胖白胖的欧洲孩子，也有黑胖黑胖的非洲孩子，真是可爱极了！”这时我觉得她的
尽心的工作已经给她以充分的快乐。
１９７８年她得了脑血栓病住院，我去看她时，她总是坐在椅子上，仍像一位值班的大
夫那样，不等我说完问讯她的话，她就问起“我们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看她
精神很好，每次都很欣慰地回来。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开会期内，我们又常见面，她的步履
仍是十分轻健，谈话仍是十分流利，除了常看见她用右手摩抚她弯曲的左手指之外，简直看
不出她是得过脑血栓的人。一九八○年夏，我也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我的医生、她的学生
告诉我，林大夫的脑病重犯了，这次比较严重，卧床不起。一九八○年底她的朋友们替她过
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脑力已经衰退，人们在她床头耳边向她祝寿，她已经不大认得人了。
那时我也躺在病床上，我就常想：像她那么一个干脆利落，一辈子是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
好的人，一旦瘫痪了不能动弹，她的喷涌的精力和洋溢的热情，都被拘困在委顿松软的躯体
之中，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日久天长，她受得了吗？昏睡时还好，当她暂时清醒过
来，举目四顾，也许看到窗帘拉得不够平整，瓶花插得不够妥贴。叫人吧，这些事太繁琐、
太细小了，不值得也不应当麻烦人，自己能动一动多好！更不用说想到她一生做惯了的医疗
和科研的大事了。如今她能从这种“力不从心”的永远矛盾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似乎反为她
感到释然……
林大夫比我小一岁，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内忧外患之中，我们
都是“生于忧患”的人。现在呢，我们热爱的祖国，正在“振兴中华”的鼓角声中，朝气蓬
勃地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上迈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时期离开人世，可算是“死
于安乐”了。我想林大夫是会同意我的话的。１９８３年５月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