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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阴雾的黄昏，既没有晚霞落照，也没有月光星光，湖水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周围长着很高
的芦苇，深深的薄雾之中，看不到边际。但是它给我的印象——我说印象是不对的，因为不
能说我在欣赏它，乃是它自己，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最朴素、“像真理一样朴素”
的湖，把我包围在它里面去了。自从看见过它，我再也忘不掉它。它不是供人欣赏游玩的
湖，它是受着世界上千千万万人民参谒瞻仰的湖，因为它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以后，阿芙乐尔
船上一声炮响不久以前，曾经亲炙过一个最伟大、最朴素、“像真理一样朴素”的人——列
宁！湖边树林里，曾是这位伟大的人的“绿色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仰顶”是蔚蓝的
青天，“地板”是松软的沙土和厚厚的落叶。办公室的桌子和椅子是一高一矮的两座树根，
就在这个最伟大最朴素的办公室里，列宁写出天才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其他经典文
件。离开这书桌不远，两根树杈支着一根横木，上面吊着一把铁壶。这把铁壶，我再也忘不
了，因为它和北京常用的铁壶一模一样，是在户户人家的炉上都能看到的、黑色的、最平凡
最朴素的水壶。就在这铁壶的下面，列宁架起枯枝，点上火，然后再回到办公桌上去，执笔
凝思，一面静待着壶水的沸声。树林的后面，一个用厚厚的草搭成的、仅容一人躺卧的尖顶
草棚，就是这位割草工人——伊凡洛夫（列宁的化名）夜里容身之地。他日中写作，清晨和
黄昏，就在湖边散步。他不但在这最寂静、最平凡、最朴素的湖边，会见了他最亲密的战
友，计划着怎样掀起这个石破天惊的十月红色风暴，他也在这个长满了芦苇，人迹罕到的湖
边，独自欣赏着晚霞和新月。
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湖，和伟大的列宁多么相称的一个最朴素的湖！
我在苏联前后两个多月访问期间，在我所看过的地方，所接触的人物，以及所读所听的
一切的背后，都站着一位巨人；宽大而凸出的前额，宽阔的肩膀，智慧的眼睛，仁慈的
嘴……
他和平凡的普通人民一样，也最得他们的敬爱。他不做作，不矜持，他没有一点癖好。
他没有工夫想到自己。他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在斯莫尔尼宫、克里姆林宫、哥尔克的将军别
墅……他的卧室、餐室、办公室，都是那么仄小，那么朴素。他在最平凡的卧室梳妆台上也
能写作，在小小的藤椅上也能久坐办公，在他书桌对面，他给来访的客人准备的却是很舒适
的沙发椅子……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能最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总是
最能忘掉自己的人。伟大的列宁就是那样完全地、出乎自然地、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想到俄
罗斯以及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他日日夜夜用最缜密的思考，替他们计
划着最幸福的将来。我常常在想，在他那宽大而凸出的前额里，不知道也想过他自己没有？
一想到今天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的幸福自由的生活，就是建立于这位伟大的人的朴素
生活之上，我们对于他的朴素生活的遗迹更加百倍的珍贵。这中间，最使我永远不忘的，是
他的这个充满了野趣的宽阔崇高的绿色办公室，和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朴素的“像真理一样朴
素”的湖。一九五九年二月。
把春天吵醒了》。）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做
“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
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是我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
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
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经过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
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
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
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
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
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
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
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
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喜爱。当他自己将
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
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
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
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
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
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自
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
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
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所以我在
一九三二年写的《全集自序》中，曾有这么一段：
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
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
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
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来收
集我的零碎的思想……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
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
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
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
水》这类的东西。
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写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
刊》去，登出的时候，却以分行的诗的形式排印了，下面还附有编者的按语，是：
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
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极饶
诗趣的东西，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我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有的是有韵的，也有的是无韵的，不在这篇题目之
内，暂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写作历史交代过，现在我自己重翻这两本东西，觉得里面
有不少是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
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
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到身边琐事，个
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
式。音乐性还是重要的，劳动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时候，唱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