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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航空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是几个小孩子寄来的，其中的小包裹是从各地方送
到，在香港集中的。上面有一个卡片，写着：“大伯伯，好些日子不见信了，圣诞节你也许
忘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忘了你！”我的头痛立刻好了，漆黑的床前，似乎竖起了一棵烛光
辉煌的圣诞树！
回来再说我的母亲吧。自然，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
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
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
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
切。她热烈的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她希望我早
点娶亲，目的就在愿意看见我把自己的身心，早点安置在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里面。然而，
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
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
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学伴们到了我们家里，自然而然的就
会低下声来说话。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外院里总有秋千、杠子等等设备。我们学武
术，学音乐（除了我以外，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接待父亲和我
们的朋友。朋友们来了，玩得好，吃得好，总是欢喜满足的回去。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
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于是他们的
子女的教养，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对于这些，母亲充分的帮了父亲的忙，父亲付与了一份
的财力，母亲贴上了全副的精神。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
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
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
母亲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
选择，她都有极大的帮助。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无论屋内的陈设，园亭的布置，或是衣饰
的颜色和式样等，经她一调动，就显得新异不俗。我记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会之前，打扮
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们的家里；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说：“元元，你打扮得太
和别人一样了。人家抹红嘴唇，你也抹红嘴唇，人家涂红指甲，你也涂红指甲，这岂非反不
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万朵红莲礼白莲’的道理。”我们都笑了，赞同母亲的意见。
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换了衣饰出去；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
亮的一个。
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
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
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
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
……”母亲轻轻的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
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
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那两纸收条，我
曾珍重的藏着，抗战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
“五四”以后，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她看书看报，不让时代把她丢下。她不反
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女同学，同人“私奔”了，当她的母亲走到我
们家里“垂涕而道”的时候，父亲还很气愤，母亲却不做声。
客人去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
诸如此类，她的一言一动，成了她的儿子们的南针。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从不直接
说什么话，总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是我们的性格品味已经造成了，
妈妈不喜爱的，我们也决不会喜爱。
她已死去十年了。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健在，我不知道她将做些什么事情，但我至少还
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她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她的每一
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
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她以为贤妻良母，
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
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
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男士，后收入《关于女人》。）我的教师
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Ｔ女士，我的教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
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
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然后知
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塾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
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裕
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
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Ｔ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
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吧。
“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
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的是她
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
诱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她善用臂喻；我们每每因着譬
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当我下堂自己
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Ｔ女士挟着课本，站在
我的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的问我道：
“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数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
太差。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她就软款温柔的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
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的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
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曾学过的，很有退班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
天匀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的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
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的询问Ｔ女士的一切，她觉得Ｔ女士是一位很好的教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
年以内赶完了。Ｔ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以后，用功直到半
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泪眼模糊之中，灯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