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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访罗，又得徐秋畦为先容，求介见鸿章，先以书进。”则徐秋畦和孙中山的搭线，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少白回忆中的“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该是指他。桂崇基说徐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虽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无他，以李鸿章的忙、李鸿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会见孙中山的！
但是，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是认为脸上无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
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种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由《中央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上，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介绍人还有盛宣怀
最近，我的教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资料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
《（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