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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山西并非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而是第十九天后才响应的，已在长沙、西安、九江响应之后，只是第四名。阎锡山“回忆录”中也说是“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后第十九日”〔注二〕。可见孙中山所说的“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是错误的。
孙中山是革命元勋，他当然清清楚楚知道武昌起义后各地的响应次序、他当然清清楚楚知道山西不是首先响应的。
既然清清楚楚知道，却还故意说与历史真相不同的活，除了政治原因外，别无其他解释。由此可见，对政治人物的话，我们必须求证以后，才能决定信不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注一〕参看梁上栋《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忆》（《国父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
〔注二〕据阎锡山“回忆录”，是“原与孙先生约定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再动”，但“不得已而早动”，是别有原因的。阎锡山说：
我没有等到革命军到河南，就紧跟着湖北武昌之后，在太原起义，这并不是既定的计划，而是受了事实的迈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在山西巡抚陆钟琪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巨来晋，做缓和革命之计，亮巨与我是日本上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亦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围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
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一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三千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与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
阎锡山又说：
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的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阴历九月初八日（阳历十月二十九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十九日。
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他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宫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井嘱该标见习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先从一营人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四万粒子弹，二三两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联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
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然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
张树帜同志走后，我即召集二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
我首先问他们说：“我们是遵令开拔，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什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我说：”好罢！那么我们等等看，先把二标的动作研究研究！”讨论至午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照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瑞墉之弟瑞禄就拦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急，但仍命大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实则当时官场中对革命的警觉性不够，他们虽知道我们开会，并未防我们起义。
又说：
九月初八日（阳历十月二十九日）天刚亮，我就到二标二营，因将该营管带瑞墉囚禁之后，须我特为照料。我并告知一二两标对陆巡抚及其公子暂囚勿伤。兵动后，我督率二标先攻抚署后门之巡防队，因非攻破巡防队，不能攻抚署后门，一标向扰署前门进攻时，协统（旅长）谭振德在抚署门前厉声他说：“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我革命军中有一位杨潜甫同志（杨乃山东曲阜人，亦为同盟会盟友，系盟友赵守钰任二标三营督队官（营附）时，经另一且友贾铭甫于介绍召其来晋者，起义前一日晚，一标破釜沉舟的行动，也是他领导起来做的），反激他说：“协统也知道革命的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后退！”谭尚力阻不退，杨潜甫同志乃举枪将其击毙，奋勇当前，带队冲入抚署，抚署卫兵未做抵抗即纷纷溃散。陆巡抚此时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于亮臣随其旁。陆公子说：
“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陆巡抚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
当时因陆巡抚之随恃有开枪者，遂引起革命军之枪火，陆巡抚与其公子亮臣均死于乱枪之中。陆巡抚谭协统陆公子与我们的立场虽异，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礼葬之。
又梁上栋《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忆》中记阎锡山对孙中山说：
“陆巡抚有感革命势力之威胁，调其子亮臣来晋，对我说：‘山西不要早有举动，大势需要赞成革命时，可整个赞成。’但不数日陆巡抚命令山西新军两标（相当团），一标开平阳府（临汾），二标开代州，调巡防队七营接太原防务。并令黄国梁的一标先开拔，我的二标后开，我认为这是反革命的布置，开拔之日，不得不于一标弹药到手之后，即冒险发动。”
〔注三〕由于孙中山对阎锡山有了错误的“过奖之辞”，所以阎锡山的左右也就“居之不疑”了。例如《阎百川先生纪念集》中收有“阎夫人徐竹青女士率家属祭文”，就有“辛亥八月，义旗首举。各省响应，清廷退步”的话，颠倒历史，变本加厉啦！
孙中山反对双十国庆
奉孙中山为总理为国父的国民党，又大张旗鼓，庆祝双十国庆了，我看了不禁好笑。国民党口自声声“格遵总理遗教”，却不知道孙中山是反对双十节的。
双十节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人日由临时政府公布参议院的决定而产生的，是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而来。武昌首义是阴历八月十九日，换算成阳历正好是十月十日，于是就成了双十节。以双十作为国庆，有推翻“家天下”的意义，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出来个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他要把政权交到儿子手里，想父死子继，把中华民国变成他们“袁”家的，于是，“中华民国”以双十为国庆的意义，就给搅局了。孙中山有鉴于此，遂大力主张把双十节作废，改以反对“家天下”的云南起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国庆。孙中山这一鲜明立场，表明在他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上海打给黎元洪的电报里。孙中山说：
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方想望太平。不图乘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制，民国几亡。虽其时，义士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申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于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于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于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外，更子唐督军〔继尧〕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彰勋劳，昭示来兹，临电无任盼祷。
由这一电报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要把双十节作废，正表示了他对把“中华民国”变成“家天下”的厌恶；他要把“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正表示了他对把“中华民》”里小朝廷推翻的向往。可笑的是州永康（今属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