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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言。
不然中国使馆只须明告英政府请其捕我，而交与中国可也。又何必幽禁于斯，且恐外人闻之，加以扃镢那？’吾更进迫之曰：‘吾之生命，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吾命获全。否则予唯有束手受缚，任其杀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几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乎？更试思保全正直无私之英政府为重乎？抑袒助腐败之中国政府为重乎？请三思之！并望于下次相见时，以君之决心示我！’翌晨，柯尔取煤来，投煤炉后，复以手微指煤篓。予见其所指者为一纸，不觉中心跳荡不已，盖吾之生死，全赖此片纸所书也。及柯尔既出，急取而读之，其词曰：‘吾当为君递书于君友，唯君书时切勿据案而坐，因监守者伺察极严，得于钥中窥见君之所为，幸君伏于卧榻书之为要。’予于是卧伏榻上，取出名片一纸，面壁疾书，致康德黎君。
晌午，柯尔复来，取是书去，予酬以二十镑，自此而予囊罄矣。既而柯尔又持煤篓至，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后，急搜煤篓，得一纸，读之，大喜过望。其词曰：‘勉之！毋自馁！吾政府正为君尽力，不日即可见释。’因此予知祈祷之诚，果能上违于天，而上帝固默加呵护也。
计自被逮后，衣未尝解带夜未尝安睡，至此始得酣眠，及旦而醒。”
〔注十七〕当然还有别的“罗生门”，不过太荒谬了。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有注如下：“又叶夏声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书内三处述及一中国仆役‘燕人赵升夫妇数数窥之门隙。国父适拟遗书英友康德黎，投置牖外．赵升慨然拾而代致之，遂终获救而得释’（第一0页）。又记孙先生云：‘翌日晨起，余以身畔之笔，正就致余英友康德黎一纸，乘仆从在门外洒扫之际，启窗投之玻璃屋顶之上。少时似有拾者，无何，有男子口操北方语者，隔门与余语……先生之函，小的愿为致之贵友。’‘馆仆赵姓，夫妇同佣，唯当时切瞩勿泄，以全首领。故民国前十年间，无以为报。民国成立，则赵佣亦失所踪矣，此余所常引为遗憾者也。’（第一八二－一八三页）又云：‘幸馆中北方侍役赵某夫妇，颇具同情。（孙）总理乃为书致英友，而自铁窗中投诸玻璃顶篷上，赵某洒扫得之，为赍函致英友，始震动舆论，而卒出于险。’（第一八七页）比照柯尔陈述有中国仆人Chow拾得孙书字条事。Chow与赵音相近。可能即指赵。但字条立即被柯尔抢去送呈马格里，并无转送康德黎之事。孙先生幽禁室内，自不明其后真相。且赵隔门相语，也少可能性，因除中英仆人两人监守外，中国武弁随时巡视，赵如敢如此作为，早被解回国处刑矣。叶夏声记录孙先生所言与《伦敦蒙难记》完全不符，殆事后得之传闻，不是当时真相，今录之以供异闻耳。”
〔注十八〕如孙中山说“柯尔之妻尤为尽力”，不知此乃霍维太太（Mrs。Howe），非”柯尔之妻”也。据吴相湘《海外新见中国现代史史料》：
“孙蒙难后之能获释，消息外泄于康德黎是一重要关键。据上述档卷中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孙尚未获释）康德黎在高等法庭（HighCourtofJustice）证词：十月十五日，康遇孙所居留之葛兰旅店之波奈尔女士（MissPollard）言：孙自十一日来，四日未回旅店不知去向，即已关切之至；至十六日夜，康家信箱内忽有一未签名信言其中国友人被禁清使馆，康乃报警。这一寄发未签名信予康氏者为何人？不仅为一有兴趣问题，并且是重要关键所在。孙中山自撰《伦敦蒙难记》谓为使馆英仆柯尔之妻，今党史会刊行之国父年谱（上册页七三－七四）考订说不是柯尔之妻，乃女管家霍太太，但究竟是何处的女管家‘尚待考’。现就上述专档确知道一女管家即伦敦清使馆的管家妇霍维大太（Mrs。Howe）。并且据档卷中柯尔证辞：孙被禁后，马格里即嘱其小心看管，如孙托其传递任何消息，应即报告，每次必予奖金一镑。柯尔均遵行，故孙两次托致信康，柯尔均呈马而获奖金，嗣经孙苦求，十月十六日，柯尔偶与女管家霍维太太言及，霍维太太极力鼓励其传信，柯尔之意乃决。翌日遂将孙之名片递送康家。但当晚康家却发现有一未签名之信函报告此事。柯尔证辞说：他不能确知更不能确言此信是否即霍维大太所寄发。这是柯尔宣誓不能做伪证的负责话，但以今论霍太太寄发的可能很大，因为当时他只和她谈及此。并且不论如何，柯尔之心意由遵守马格里之吩咐转变至不听吩咐而为孙传递消息，霍维太太的影响力最大，这是柯尔证辞承认的。”再据《国父年谱》（增订本）：“唯关于作书与递书之女子，据罗家伦最近在英文《康德黎爵士传》中所发现（此书为康氏于子NeiICantlie与GeorgeSeaver合著，原名“SirJamesCantlie”一九三九年伦敦出版，系根据康氏文件写成），谓‘柯尔以此事告知英籍女管家霍维太大（TheEnglishhousekeeper。Mrs。Howe），霍太太对被囚者同情，乃作此函，于十月十六日夜间十一时投至康寓’。今据StatementofGeorgeCole1896。11。2亦同。”
〔注十九〕最有趣的一个尾声是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所述的邓廷铿与孙中山民国成立后的再见面：“按邓廷铿号琴齐，广东三水县人，乙未前孙总理在广州行医时尝与邓有一面之雅，故丙申远游伦敦，以他乡遇故，自容易受骗，邓曾任广州某报记者，自称‘环球三周客’，盖邓时以生平曾三度环游世界之经历炫耀人前也。辛亥革命后，邓于民元二月尝诣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投刺求谒孙总理，总统府副官某等知其曾陷害总理，欲治以汉奸之罪，特向总理请示。总理曰：
‘桀大吠尧，各为其主，已过之事，无庸深究，彼来求官，但不予之官足矣。’即令副官护送邓出府，庶免发生危险，是可见总理器量之广，殊非常人所及也。”又胡汉民《题总理蒙难记念室》诗注中说：
“总理曾言至伦敦遇粤人邓某，喜其颇识时务，欲晓以大义，辄与偕行，遂误陷使馆。”足见孙中山当时与邓廷铿不无交情。
孙中山的一个错误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里，孙中山有一次山西行，据《国父年谱》，这一行程如下：
先生既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乃一面从事计划，一面亲往各地视察。先于九月六日赴张家口，视察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自行设计修建于第一条铁路，旋返北京。时山西各界纷电邀请先生赴晋视察，国民党山西支部并派代表谷思慎、梁上栋来京迎迓，先生乃于十七日离京去晋。同行者除谷、梁二代表外，尚有同志张继、吴铁城、景耀月及澳人端纳，交通部亦派叶恭绰沿途照料一切。先生于正大路车中，曾询梁上栋曰：“你是学工程的，你对于正大路用窄轨有何意见？”梁答：“除非万不得已，仍以用标准轨为宜。”先生复问：“你对于我的建筑铁路计划，有何意见？”梁答：“尚不清楚先生计划。”先生乃对梁说明其十年内建筑二十万里铁路于计划。继询山西矿务及军政情形，梁据实以答。先生颇以山西内部不协为忧，嘱张继、梁上栋等设法调和。十八日抵太原，晚，邀山西都督阎锡山谈话，言及吴禄贞被刺事，不胜惋惜。十九日上午，山西军政界在山西大学礼堂开会欢迎先生，先生即席演说，勖各界仍本革命牺牲精神，努力前进，因建设时代较破坏时代更应加倍牺牲。下午，山西衣工商学界在劝工陈列所开欢迎会，先生演讲“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二十日，赴国民党山西支部指示关于国会选举事宜。二十一日离晋，仍搭正太路车，阎再派梁上栋送至石家庄〔注一〕。
孙中山在山西，有过三次演讲，据《国父全书》，三次演讲都在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是在太原各界欢迎会演讲，题目是《建设时代要比破坏时代加倍牺牲》；第二次是在太原商学界欢迎会演讲，题目是《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第三次是在太原阎都督欢迎会上演讲，题目是《山西赞助共和之功》。在这三次演讲中，孙中山有这些话：
第一次——“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唯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人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