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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女翻译，这个三十一岁的芭芭拉·施奈德非同小可。她到苏联、新加坡和香港学过九年中文，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眼下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拿来主义”在鲁迅小说中的体现》，可见学问够大。她准备翻译我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和短篇小说《峨眉》，所以才肯屈尊当我的传声筒。芭芭拉·施奈德是个美丽、理性、严格而又具有学者风度的标准日耳曼女子，我不能像对待薇拉那么随便玩笑，她也不像薇拉对待我那样敬如师长。双方都很矜持，那就难免发生冲突，导火线是她对我的一句诗的翻译。这里的文人雅士，在文艺沙龙聚会，不管你是干哪一行的，都要朗诵一首自己所写的诗，而且以爱情诗最为风雅。我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六年，没敢写过一首诗拿到报刊上发表，在奥赫里德湖上萌发的诗思，也夭折在摇篮里。但是，出席盛会而不朗诵诗是极不礼貌的，我又没有曹子建的才高八斗、七步成诗，临场抓哏必定大出洋相。左思右想，翻箱倒柜，抖落包袱底儿，我忽然回忆起三十多年前写给我的妻子的一首情诗，拿出来滥等充数，蒙混过关。芭芭拉的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到极点。她把这首诗翻译完毕，又到我的房间进行反复推敲。我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同级而不同班的一位同学，是我国驻德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正在我的房间里叙旧。他留学德国，又在德国工作二十多年，精通德语。三合一推敲一首小诗，当然要务求译得信、达、雅。我的情诗中有一句，“冤家结痴情，”芭芭拉译成德文，却变为“敌人结了婚”，或“敌人做夫妻。”“冤家不等于敌人呀！”我赶忙纠正。芭芭拉却一口咬定：“冤家当然要译成敌人。”“难道没有更确切的字眼儿？”我仍然不肯迁就。精通德语的公使衔参赞，抓着头皮，苦着脸儿，说：“好像……只能如此。”“冤家是爱称呀！”我旁征博引，以理服人，“中国农村妇女骂自己的情人‘该死的’、‘杀千刀的’，《西厢记》里崔莺莺称张君瑞为‘可憎才’——可恨的东西，其实都是爱之极也。”“咒骂自己的情人可恨、该死、杀千刀，怎么会是爱情的语言呢？”汉学博士芭芭拉·施奈德那秀丽的脸儿，充满迷茫、困惑、怀疑我难以说服她，忽然想起公使衔参赞刚才跟我讲过，芭芭拉酷爱京剧，曾经演出梅派代表作《贵妃醉酒》，博得“洋贵妃”之美誉，便问道，“芭芭拉，你学过梅兰芳的另一代表作《断桥》吗？”“我只会清唱，没有响排。”芭芭拉通晓京剧的术语。“好！”我找到了开锁的钥匙，“你可记得，白娘子在断桥边和许仙相遇，小青拔剑要杀许仙，许仙跪求饶命，白娘子抬起臂拦住小青，另一只手的食指狠狠地点了一下许仙的额头，叫了声‘冤家’”“我每唱这一段，必定满堂喝彩！”芭芭拉心驰神往，眉飞色舞起来。我趁热打铁，问道：“如果把白娘子的这一句，改成：‘敌人’”“明白啦，明白啦！”芭芭拉双手捂脸，像羞涩的少女，“汉语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好学而又钻研，是德国人的一大优点，从这一天起芭芭拉便不耻下问，旅途上向我讨教更多的汉语词汇，想不到我出国后当上了博士研究生的导师。每当我连珠炮似地说起京东北运河农村的生动口头语，她听得津津有味，赞美不已，却又因非常难以理解而苦恼烦躁。我以导师的口吻，板着面孔，说：“这是真正民族化的文学语言，你应该掌握。”“是的，是的……”她那长长的睫毛，挂着晶莹的泪珠儿，“我在学府里所学的汉语，只能懂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是很不够的。”“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八九亿之多呀！”“我应该到中国农村留学几年，才算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汉学家。”“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深人生活，你将写出博士后学位论文。”我在德国写出的小说篇章，便是我给芭芭拉授课的讲义。告别了德国，九月十五日到达莫斯科。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汉学教授，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但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到北京大学留学，论资排辈儿，他得认我做师兄。他在翻译我的小说。这位被尊为权威的学者，非常坦率地承认，他只能译出我的小说的故事梗概；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中国译本，没有译出肖洛霍夫的文学语言的高超和微妙。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家的作品，是最难翻译的。他说出一个至理名言，“真正高水平的翻译家，却又最喜欢翻译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家的作品。”在苏联停留的时间短，活动很多，我只有紧张写作，才能在国外完成这部小说。有时，在三五分钟的空暇里，也要掏出草稿本子，写上六七行，我们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回国，终于在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欧亚大陆分界线之前，把这部小说的草稿写出来了。火车进站，停车二十五分钟，我们下车观赏欧亚大陆分界线的界碑，想不到跟那位谈判购买制作洋豆腐的成套设备的先生不期而遇。此公已经瘦成一把骨柴，想必是这些日子完全依靠面包和免费苏打水活命，节省每一个铜板为自己抢购贱货。“机器运回来了吗？”我跟他握手问道。“成套设备是个庞然大物，要走海路。”他笑眯眯地反问道，“你的小说交流如何？”“他们爱吃中国豆腐。”我们冷淡地分开了。几天之后进入祖国国境，在通过二连浩特海关的时候，此公被扣。他挟带私货过多，而且那些贱货中早有病毒细菌，被扣在海关拘留所等候处理。回到北京第二天，我便下乡去找老乐哥，谁知他早已跟随长途贩运的车队跑码头，天南地北不知去向。他禁不住长途贩运车队的引诱，自食其言，没有将日演三场改为两场；不等我从国外回来，便俯从民意，自己编了个尾巴，圆满收场。因此，这部小说有两种本子同时存在；至于谁优谁劣，未来自有公论。
蒲柳人家
蒲柳人家一七月天，中伏大晌午，热得像天上下火。何满子被爷爷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系的是挂贼扣儿。那一年是一九三六年。何满子六岁，剃个光葫芦头，天灵盖上留着个木梳背儿；一交立夏就光屁股，晒得两道眉毛只剩下淡淡的痕影，鼻梁子裂了皮，全身上下就像刚从烟囱里爬出来，连眼珠都比立夏之前乌黑。奶奶叫东隔壁的望日莲姑姑给何满子做了一条大红兜肚，兜肚上还用五彩细线绣了一大堆花草。人配衣裳马配鞍，何满子穿上这条花红兜肚，一定会在小伙伴们中间出人头地。可是，何满子一天也不穿。何满子整天在运河滩上野跑，头顶着毒热的阳光，身上再裹起兜肚，一不风凉，二又窝汗，穿不了一天，就得起大半身痱子。再有，全村跟他一般大的小姑娘，谁的兜肚也没有这么花儿草儿的鲜艳，他穿在身上，男不男，女不女，小姑娘们要用手指刮破脸蛋儿，臊得他找个田鼠窝钻进去；小小子儿们也要敲起锣鼓似的叫他小丫头儿，管叫他一辈子抬不起头。何满子不穿花红兜肚，奶奶气得咬牙切齿地骂他，手握着擀面杖要梆他，还威吓要三天不给他饭吃。原来，这条兜肚大有讲究。何满子是个娇哥儿，奶奶老是怕阎王爷打发白无常把他勾走；听说阎王爷非常重男轻女，何满子穿上花红兜肚，男扮女妆，阎王爷老眼昏花地看不真切，也就起不了勾魂索命的恶念。何满子的奶奶，人人都管她叫一丈青大娘；大高个儿，一双大脚，青铜肤色，嗓门也亮堂，骂起人来，方圆二三十里，敢说找不出能够招架几个回合的敌手。一丈青大娘骂人，就像雨打芭蕉，长短句，四六体，鼓点似的骂一天，一气呵成，也不倒嗓子。她也能打架，动起手来，别看五六十岁了，三五个大小伙子不够她打一锅的。她家坐落在北运河岸上，门口外就是大河。有一回，一只外江大帆船打门口路过，也正是歇晌时分。一丈青大娘站在篱笆外的伞柳阴下放鸭子，一见几个纤夫赤身露体，只系着一条围腰，裤子卷起来盘在头上，便断喝一声：“站住！”这几个纤夫头顶着火盆子，拉了百八十里路，顶水又逆风，还没有歇脚打尖，个顶个窝着一肚子饿火。一丈青大娘的这一声断喝，他们只当耳旁风。一丈青大娘见他们头也不抬，理也不理，气更大了，又吆喝了一声：“都给我穿上裤子！”有个年轻不知好歹的纤夫，白瞪了一丈青大娘一眼，没好气地说：“一大把岁数儿，什么没见过；不爱看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