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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是一九二○和一九二一年，二十二、二十三岁，不是常被称为风华正茂之年吗？然而谁也没有告诉她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怎样用这一点点越来越少的钱打发日子？这时稍稍好了一点：那位参事叔父再次帮忙，亲自到邮政管理局他的牌友那里去了一趟，讨来了一个临时性的邮务助理工作。虽说地点在克莱因赖芙林这个主要住着种植葡萄的农民的穷乡僻壤，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候补职员的位置，一只铁饭碗。微薄的薪金刚够她一个人用，但是，因为姐夫家里没有地方住，她得把母亲接来一块儿过，一块面包掰成两半吃。这样一来，每天仍旧是白天省吃俭用，晚上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每根火柴、每颗咖啡豆、每块面包渣都得算计着用。可是无论如何，总算能喘口气，勉强活下来了。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岁，还算得上年轻吗？已经在开始衰老了吧？几道皱纹悄悄爬上了鬓角，时常感到两腿发软，春天也莫名其妙地头疼。不过总的说，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甚至渐渐地在好起来。手里的钱包又硬鼓鼓的了，她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个邮务助理的头衔，姐夫也在每月月初寄那么两三张票子给母亲。现在似乎应该渐渐注意使自己活得像个年轻人了吧。母亲甚至经常催她上街，去娱乐娱乐。到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她在邻村举办的一个舞蹈训练班报上了名。按节拍跳舞，学起来可并不容易，因为疲劳已经深深钻进了自己的血液，她有时觉得似乎自己的关节不知什么时候冻僵了，就是热烈的乐曲也无法融化坚冰，使她四肢重新灵活起来。她费劲地练习那些规定的舞步，但不管怎么苦练，总是打不起精神，情绪总是上不来。她第一次体会到：太晚了，青春已被战争消磨殆尽、毁坏无遗。自己身体内肯定有某一根弹簧绷断了，这一点男人似乎有所察觉，因为没有人追求她，尽管她那皮肤细嫩的脸庞，加上一头金黄的头发，使她在那一群粗手笨脚、脸长得像苹果一样圆、像苹果一样红的乡下姑娘中间犹如鹤立鸡群，颇像位贵族小姐。这批战后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女孩虽然长相不好，却并不安分、并不是耐心等着男人看中她们。她们追求吃喝玩乐，觉得这是她们的权利，而且追求得异常强烈，似乎她们不光要享受自己的青春，还要代替那几十万葬身战乱的青年补享青春的欢乐呢。二十六岁的她怀着一种吃惊、奇怪的心情发现，这伙后起的年轻人举止是多么自信，行为是多么贪婪，眼神是多么自命不凡、狂妄鲁莽，她们走路时卖俏地扭动腰肢，神态得意忘形，对小伙子们最轻狂的动手动脚，她们是那样毫无顾忌地嘻嘻哈哈大笑，在回家的路上，她们每个人又是那样厚着脸皮同男人偎依着，一个接一个离开正路转身朝树林子那边走去，这真使她感到恶心。同这批贪婪而粗野的战后青年一代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苍老、疲惫、无用、受压，无心也无力去同她们竞争。更进一步：她希望可不要再有什么争斗，可不要再辛苦奔忙了！她只想过点舒坦日子，安安静静地做个清梦，做做分内的工作，浇浇窗前的花，不想再要别的，不希望得到什么。可不要再惹什么事、追求什么新奇玩意儿、寻求什么激动人心的经历了，被战争夺去了整整十年青春、已经二十六岁的她，这时甚至连一展笑颜也觉得心灰意懒、精疲力竭了。
想到这里，克丽丝蒂娜不由得低声叹息。只要想一想她青少年时代这一切可怕的事，她就会浑身无力。母亲折腾什么劲儿啊，全是胡来！现在离开这里，去找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姨妈，同一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相处，这算什么呢？可是一转念，我的天，她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母亲希望她走，这样能使老人家高兴，她总不好硬顶吧？而且，干吗要硬顶？人已经没有这个劲，顶不动了！女邮务助理慢吞吞地、万念俱灰地从写字台最上一格抽屉里抽出一张业务记事用纸，小心地将它对折起来，又垫上一张格子纸，然后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用漂亮的工笔细楷给维也纳邮政管理局打报告，申请批准她因家事现在就开始她法定应该享受的休假，并恳请从下周起派人接替她的工作。然后，她又写信给姐姐，请她在维也纳替自己办理瑞士签证，借她一只箱子，再来一趟商量商量照看母亲的事。此后的几天，她就慢条斯理、耐心细致、一桩一件地为这次旅行做准备，既没有欢欣，也没有期待和热情，似乎这些事并不是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她现在成天做着的惟一的事情：上班、尽职。
准备工作进行整整一个星期了。每天晚上都在缝补浆洗家中的旧衣物，非常紧张。此外，她姐姐，这个瘦小懦弱的小市民，觉得用寄给她的美金买东西太可惜，最好还是把这笔钱存起来，于是她从自己的衣物中借些给妹妹，一件桔黄色的旅行大衣、一件绿色的衬衫、一枚母亲当年蜜月旅行时在威尼斯买的精巧别针和一只小藤箱。她说，这些就足够了，山区人也不讲究什么穿戴，而克丽丝蒂娜如果真是缺点什么，在当地买岂不更好，动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邻村的小学教师弗兰茨·富克斯塔勒帮她扛着那只扁平的藤箱到火车站，他说什么也要帮这个忙，以尽朋友的责任。一听说她要走，这个瘦弱、矮小的男人就立刻来到霍夫莱纳家主动提出愿意帮助她们。他那一双蓝眼睛，总是怯生生地藏在眼镜后面，不敢正眼看人。霍夫莱纳家的人是他在这个种植葡萄的偏僻小村里惟一的朋友。他的妻子一年多以前就病倒住进了国立阿兰德结核病院，如今已是病入膏肓，所有的医生都摇头了。两个孩子分别由外地亲戚抚养；这样一来，他几乎每天晚上独自一人坐在他那两间冷冷清清的屋子里，不声不响地埋头摆弄一些莫名其妙的小玩意儿。他把花草制成蜡叶标本，用娟秀的工笔美术字，将拉丁文名称（红墨水）和德文名称（黑墨水）整整齐齐写在风干了的扁平花瓣下面；自己动手把他心爱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的一套桔红色封面平装书用绘有彩色图案的硬纸装订起来，并用一支修得非常尖细的绘图鹅毛笔，极为精细地在书脊上摹仿印刷字母描出书名，逼真得让人真伪难辨。晚上，当他知道邻居都已入睡，便对着自己复制的乐谱拉奏一阵小提琴，虽然弓法有些生硬，却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拉的多半是舒伯特和门德尔松的曲子；有时候，则是从借来的书中抄录最优美的诗句和最精辟的妙语，把它们抄在白色的四开细布纹纸上，每抄足一百张，就用有光纸包装，订成一册，又贴上一张彩色小纸签。他像一个抄写可兰经的阿拉伯人那样，喜欢那些纤巧秀丽、时而刚劲质朴、时而龙飞凤舞的字体，因为他能体验那默默无言的欢欣，这种无声无息的喜悦能把自己内心的激情和心血活生生地显现出来。对于这个谦卑、沉默、清心寡欲，在自己居住的简陋住宅前没有花园的人，书就是他家里的鲜花，他喜欢把它们在书架上排成色彩斑斓的林荫路，他带着老花农爱花那样的喜悦，珍爱每一本书，像拿贵重瓷器一般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自己瘦削、贫血的手中。他从不跨进村里酒店的门，像虔诚的教徒害怕邪恶那样厌恶啤酒和香烟，每当在屋外听到窗内有人吵架和醉汉们粗鄙的喧闹，就立即愤愤地疾步走开。自从妻子病倒以后，他就只同霍夫莱纳家有来往。他经常晚饭后到她们那儿聊天，或者投母女二人之所好，用他那并不圆润、却在激越中富有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声调给她们朗诵文学作品，他最喜欢读的是本国作家阿达贝特·施蒂弗特①的《田野之花》中的段落。每当在朗诵中抬眼看到低头侧耳细听的少女那金色的头发时，他那羞怯、有些拘谨的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