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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这是合乎情理的。”
“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等等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
“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折磨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供暖、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权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几小时就干几小时，哪怕什么事不做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免得您动一动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生和其他混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看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现实。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其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抱不平呢？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的，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有个村妇来找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观念，再说这世界上没有不生病的人，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娘，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考虑，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牢里，浑身脓疮，受尽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在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巫师显灵，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大喊大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咚地一声栽倒了，或者有个混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独到的见解，”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手说，“您爱好概括，这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作了一番评定，简直精彩之极。说真的，同您交谈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听我说……”
十一
这次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显然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每天都到这间屋子里去。他早晨去，下午去，黄昏时也能看到他跟伊凡·德米特里在交谈。起先伊凡·德米特里见着他就躲开，怀疑他居心不良，公开表示不悦，后来跟他处熟了，他的生硬态度变成了宽容的嘲讽。
不久医院传遍流言，说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经常去第六病室。医士也好，尼基塔也好，护士们也好，谁都弄不明白他去那里干吗，为什么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谈什么呢，怎么也不开药方。他的行为太古怪了，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去他家时也常常见不到他，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达留什卡更是纳闷，怎么医生不在规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甚至迟迟不来吃饭。
有一天，那已经是六月底了，医生霍博托夫有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现他不在家就到院子里找他。这时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人了。霍博托夫走进偏屋，站在外屋里，听见了这样的谈话：
“我们永远谈不到一起，您也休想让我相信您的那一套，”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说，“您根本不了解现实生活，您向来没有受过苦，您只是像条水蛭①那样专靠别人的痛苦而生活。我呢，从出生到现在，天天在受苦受难。固此我要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来教训我。”——
①即蚂螨，环节动物，吸食人畜的血液。
“我完全无意要您认同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平静地说，他很遗憾对方不想理解他，“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苦而我没有受过苦。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别谈这些，由它们去。问题在于您和我都在思考，我们彼此认为我们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不管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但这一点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您若能知道，我的朋友，我是多么厌恶无所不在的狂妄、平庸和愚昧，而每次跟您交谈我又是多么愉快！您是有头脑的人，我欣赏您。”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往病室里看。伊凡·德米侍里戴着尖顶帽和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并排坐在床边。疯子做着怪相，直打哆噱，不时神经质地裹紧病人服。医师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脸通红，一副无奈和忧伤的表情。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冷一笑，跟尼基塔对看一眼，尼基塔也耸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起来到偏屋。两人站在前室里偷听。
“看来我们的老爷子变得昏头昏脑了！”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了一口气，小心绕过水洼，免得弄脏擦得锃亮的鞋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十二
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发觉周围有一种神秘气氛。医院里的勤杂工、护士和病人遇见他时总用疑问的目光看他几眼，然后私下里议论什么。往日他喜欢在医院的花园里遇见总务长的女儿小姑娘玛莎，现在每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想摸摸她的小脑袋时，不知为什么她总跑开了。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说话，不再总是“完全正确”，却令人不解地惶惶不安地嘟哝：“是的，是的，是的……”同时若有所思地忧伤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劝自己的朋友戒掉伏特加和啤酒，但他是一个讲究礼貌的人，不便直说，总是旁敲侧击暗示他，时而讲到一个营长，一个出色的人，时而讲到团里的神父，一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经常喝酒，经常生病，可是戒酒之后，什么病都好了。他的同事霍博托夫来过两三次，他也建议戒酒，而且无缘无故推荐他服用溴化钾①药水——
①一种镇静剂。
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来信，请他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府，在那里安德烈·叶菲梅奇还遇到了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学监，市参议员，霍博托夫，另外还有一位肥胖的浅发的先生，经介绍，这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有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养马场，现在是顺路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份你们医院的报告，”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围桌坐下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说，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大小，应当把它搬到侧屋去。当然啦，搬是可以的，这不成问题。关键是侧屋需要整修一番。”
“是的，不整修恐怕不行，”安德烈·叶菲梅奇考虑一下说，“比如说，拿院子角上的侧屋充当药房，那么这笔费用我认为至少②需要五百来卢布。这是一笔非生产的开支。”——
②原文为拉丁文。
大家沉默片刻。
“十年前我有幸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继续道，“若要保持这个医院的现状，那么它将是城市的一个不堪负担的奢侈品。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成的，可是要知道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