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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九八○）美国雕刻家乔罗曼女士，因害了砍杀尔，决定采取行动，先为自己的死亡写了一篇报道，寄给《纽约时报》，然后择定日期，和家人及少数知交，共进晚餐，餐桌上不完全是啜泣，还有爽朗的欢笑。然后她吻别她的女儿，同丈夫走进寝室，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穿上她最喜欢的粉红色睡衣，用香槟酒吞下大量安眠药，与世长辞。我们真羡慕她，她成功地拒绝接受痛苦——癌症末期，那种像服了武侠小说“挫骨散”似的挫骨痛苦。可是，洋大人之国也有道貌岸然之徒，有些医生、宗教家，跟不少的社会大众，因为没有看见她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头发全脱、牙齿掉尽、双目无光、拼命喊“哎哟”的凄惨镜头，而大失所望，在恶毒的意识上，披上学术外衣，反对曰：“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自戕是对生命的不忠实。”呜呼，正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所以才用安乐死保持这种尊严，在屈辱的痛苦中，安乐死是唯一对生命忠实的手段。辗转哀号三天三夜，直到力竭惨死，有啥尊严？有啥忠实？僵死一样，一躺就是十年二十年，任凭摆布，有啥尊严？有啥忠实？连累亲人家破人亡，老老少少蹲在街头喊“老爷大奶赏口饭吃吧”，又有啥尊严？又有啥忠实？
记得发生在非洲的一件拓荒故事，一个白人资本家，被叛变他的当地工人捉住，要用人间最残忍的刑罚——“船刑”——对付他，那就是要把他仰面朝天地四肢绑到船上，各种昆虫，包括苍绳、蚊子、蟑螂、壁虎等等，闻到他拉出的屎尿味道，如山如海地爬到他身上细嚼烂咽，大概要两个星期之久，他那声震四野的惨叫，才能停止。白人老板情急智生，宣称他发明了一种奇药，抹到脖子上，刀枪不入，如果饶他不死，他就献出该宝。工头龙心大悦，但用哈方法证明奇药有效乎哉？白人老板自愿用他的脖子做试验，有效开释，无效包退还洋。结果是咯嚓一声，脑袋搬家，害得受骗的工头，在他的部落里，从此抬不起头。这位白人老板一定十分凶恶，才惹起群众的严厉报复，但他这种做法却是极大的智慧，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忠实了他的生命，盖上帝给他生命，不是教他所它糟蹋到“船刑”上的也。
柏杨先生曰：“没有受过苦刑拷打的有福啦。”在座谈会上，马来亚大学堂学生老奶叶宁女士，她说不知道苦刑是啥。我老人家正在吸烟，当时就抓住她的玉臂，要烫她一烫，吓得她又蹦又叫，幸亏被人拉开，才算没上演拷掠节目，否则她当场对安乐死就会大彻大悟，顶礼供奉。人生苦到极致，唯一的安慰和盼望就是“绝之”。人类有权利拒绝痛苦，尤其有权利拒绝绝望的痛苦，这权利不容任何人假冒为善地去侵犯。
痛苦不仅限于肉体，有时肉体虽没有感觉，但痛苦更深。就在座谈会上，我想到台北的王晓民女士，她在一场车祸后，即昏迷不醒，由动物变成植物，由一个人变成一棵树，而且是一棵倒下来的树，迄今十八年矣，一直像一棵树一样被放到病床上，但她却没有真正地跟一棵树一样的安静，身畔总得有人照顾，照顾她屎尿，照顾她吃饭——也就是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擦身、换衣服，还要不时地为她翻身。最近几年来，王植物女士忽然生痰，更要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给他抽痰，稍微一迟，她就发烧，咬牙出声，体温升高，浑身抽筋。兄弟姐妹都先后离去，只剩下被拖累得筋疲力尽的父母，而父母又一年一年衰老，全家只靠老爹退休俸，半年约四万元的微数（黄金不过一两半），来维持早已典尽卖光，告贷无门的全家生计，日夜守养一个只会拉屎撒尿生疾的僵尸，却束手无策。正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而泪已枯，而肠已碎。无数人叹息说，这是一个悲剧。事实上，悲剧还在后面，一旦老爹老娘去世，世间又有谁接班伺候这个苦命的孩子耶？那些对“伟大母爱”的赞美，只是廉价的声音，虽可以信，但不可以靠。不要说去世，就是二老病倒，又有谁为这苦命的孩子换尿布、端屎盆，或不停息地为她抽痰？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拯救她，那就是安乐死。让她去吧，庄严地去吧，平安地去吧，她已忠实地履行了她的生命，责任已尽，她如有知，也不会这么折磨自己，更不会这么折磨她父母。
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注意到安乐死的价值，中国人却不敢面对，使此一惨绝人寰的现象，继续十八年之久。嗟夫，在文明国家，鸡鸭都不可倒提，而我们却允许对人残忍。古代还有宫女为受苦的人“绝之”，现代人却袖手旁观。我们不需要“画皮人物”咬文嚼字，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人性的肃穆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道德勇气
感谢、误会、致歉、祝福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五
新马港之行的时间虽短，却再一次证明人生温暖，尤其对于铁窗十载的“历尽沧桑一老头”而言，简直恍如隔世。在新马两国，我十分陌生，冒险而往，既没有庙堂作家那样，有官衙或社团周到安排，又没有影星歌星身价，有经理人跟班老爷照应，完全是闭着眼睛猛闯。想不到受到热情款待，使我有一种好像是当了匈牙利亲王的感觉，惊喜交集，无限感谢。
当初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新加坡著作人协会邀请函来时，只是一份简单的邀请函，啥都没提。夫啥都没提者，就是食宿自理，啥都不管。可是事到临头国际中心，出版《新经院哲学评论》（1946年改名《卢汶哲学，总编辑莫理光先生以下，和实业家蔡民泉先生，在机场候至深夜相迎，又派专人专车。日夜相陪，并且立刻亮了底牌，全部都包，使我老人家天良发现，脸红脖粗。盖这趟观光上国，同行的除了老妻外，还带着两位无法无天、正在大学堂念书的女儿，以及一位外柔内刚、颇不好惹的义妹。这不能怪我，他们若早讲明全包就好啦，绝不敢像蝗虫一样，倾巢而出。在吉隆坡下机时，马来亚《通报》、《南洋商报》和大马作协诸友，在酷热下已枯侯良久，互相自我介绍，如遇故人。之后《通报》各单位主持人老爷，同样车轮相陪，包括乘直升机往返云顶，乘班机往返槟城等等，也都全包。《通报》发行人周宝梅女士，为了敬老尊贤，还打开一瓶存了二百年之久的名酒，而我偏偏是个旱鳖，点滴不入，临时急练既来不及，只好便宜了倪匡先生的尊肚，痛哉。到了香港，我的学生陈玉仪女士，也包了个彻底。我是一直进了跑马场她的包厢，经过名人指点，才发现她竟是香港的巨富，有钱得要命。她那没有英文字母的两字车牌的车子，往酒店门口一停，上上下下就对我老人家瞪眼起敬，好不过瘾。新马朋友曾警告曰：“香港人情可跟新马相差五千里，比纸还薄。你可别一厢情愿，认为会对你跟这里一样好。”事实证明那是一篙子打落一船人的说法。临行时，陈玉仪女士送到机场，问曰：“老头，你可记得二十五年前往事？”我紧张曰：“啥往事？”她曰：“那时我正穷困，你把香港稿费单寄来，教我代领，然后送给我。”呜呼，“一饭千金酬漂母”，感人深矣。在港时参观吾友何关根先生的香港烟草公司，他念我十年牢狱，家破人亡，惠赠一笔足以把我吓得跳到桌子上的巨款，老妻吹大气曰：“且听奴家一言，我们在台北过得满阔的呀。”何关根先生曰：“文化人再阔，也阔不到哪里去。”老妻曰：“这么大的数目，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将来绝对无力回报。”何关根先生曰：“说这些话，徒浪费时间。”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就赶忙抢过来装进荷包，为此老妻颇有点瞧我不起的趋势。
此外，椎心感动的还有从未谋过面的读者老爷和读者老奶，那么热情相待。新加坡《南洋商报》举办的会场上，刘淑真女士为了瞧一眼柏老的长相，特地从海峡彼岸，越过国界赶来，可惜只跟她谈了两三分钟的话，但心头永记。吉隆坡大马作协会场上，有些朋友远从北方的怡保，乘飞机坐火车驾临，会场挤不下，就在门外大叫大闹，使我几乎怀疑是一场幻梦。到槟城，完全为了“不去槟城等于白去马来西亚”一句话，大马作协主席北方北先登门堵住，捉往韩江讲演。香港朋友对我同样温暖，但不纵容。金庸先生、董千里先生、孙淡宁女士、张彻先生，对我有关赢政大帝的见解，就在金庸先生的盛大赐宴上，轰然大怒，群起围剿，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