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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祖籍。柏杨最近有三大历史著作问世，难道说，他研究中国的心得，竟是取消省籍吗？（柏老按：祖籍和省籍不同，这么轻轻地纠缠在一起，一点都不怕闪了脖子。）
柏杨的意见，继取消省籍之后，还要取消国籍，全世界都变成“地球人”（柏老按：白纸黑字，我可没这么说）。此非有意送红帽子，不过这“地球人”三字，很容易使人想起多年前国际共产党的口号“工人无祖国”。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一直用“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来蛊惑弱小民族，结果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高鼻子蓝眼睛，他们是盎格鲁撒克逊，或条顿，斯拉夫（柏老按：日本帝国主义可不是高鼻子绿眼睛的，恐怕是不忘不行）。孙中山先生早在六十年前，就苦口婆心，大声疾呼中国人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一再强调民族主义是根本。今天居然有人为了凑和“新生代”，说不要省籍，要改成“地球人”！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迫害，还不够深吗？
柏杨说许多下一代的外省同胞，不知道自己籍贯在地图上哪一块。这是诬蔑！不但诬蔑了在台湾的所有外省同胞，而且诬蔑了国家教育，以及全国各级地理学科教师（柏老按：诬蔑不诬蔑，只看那是不是事实，好像不能看蠢血沸腾。）照柏杨讲，大家成了“地球人”，是否连“中国人”三个字都要忘记呢？恐怕“地球人”还在帝国主义腰包里，梦想“地球人”的人先要成亡国奴了。
拜读完了这篇大作，香汗淋漓。这正是中国传统式的争论典范，情绪激昂兼磨刀霍霍。先声明“无意送红帽于”，却“忽冬”一声罩上“国际共产党的口号‘工人无祖国’”。这股劲使得太大，没有几个人承当得起。特此声明，柏杨先生认输，算你赢啦
关于分食
聚而食之的毛病，至迟在四○年代，就已经发现，而且有过具体的改良。抗战期间，设在重庆南温泉的国立政治大学堂（那时名称是中央政治学堂），为了避免吃别人的口水，乃采取双筷之制。八人一桌，每人面前放着一小碟和两双筷子，一双是夹菜的，把大盘里的菜夹到小碟里。然后，放入“菜筷”，拿起“食筷”，再从小碟里夹送尊口。扒拉饭之后，再放下“食筷”，拿起“菜筷”，如此这般，运转不息。柏杨先生有一次去该学堂做客，第一次碰到大场面，手忙心颤，总是忘了换筷，不断用夹菜的筷子往嘴里塞，每塞一次，群雄无不瞪眼，吾友就向我猛踩，一顿鸿门宴下来，除了浑身疲惫外，还两脚红肿。
这当然是不习惯之故，如果久啦，自然能驾轻就熟。但这件事却给我们两点最最重要的启示：第一，至迟在四○年代，当时身居高位的有些官老爷，已经发觉聚而食之的危险性，必须改良。第二，改良虽然改良，却只枝枝节节地改良，脑筋酱在聚而食之古老的传统里，没有胆识敢在根本上突破。八人一桌，把菜分成八份，恐怕天下最简单容易的事，莫过于此。即可省掉共用的四个大盘，每人又可省掉一双筷子。既可以腾出空间，又可以节省时间。贵阁下听过京戏《凤还巢》乎哉？烧包大少爷曰：“脱下我的睡衣，穿上我的家衣。脱下我的家衣，穿上我的外衣。脱下我的外衣，穿上我的公衣。脱下我的公衣，穿上我的出衣。”嗟夫，不要说真的去干，仅只在台下听听，都会累出砍杀尔。换筷之举，双筷之制，效果跟这差不多，所以不久就自行殒灭也。
我们想不通的是，既已察觉到聚而食之后果堪虞，为啥不索性分而食之。
聚而食之的特征之一是容易引起“抢菜”斗争，一旦发生抢菜斗争，立刻化友为敌，鼻孔冒烟。长年累月地，跟不共同桌之仇西曼德的论自然，已失传，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巴，挤在一桌，不仅消化不良，还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抢”固伤情，“让”也伤物。像筵席之上，或者有客在座，主人就像汽车上的定期自动雨刷一样，每隔几分钟，就要举箸呐喊，呼吁客人不要客气，客人当然非客气不可，结局是剩菜如山。明明垂涎三尺，想吃盘子里那块排骨的，可是只剩下一块啦，为了维持尊严，不肯下手，该块排骨只好丢掉喂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果分而食之，大家各取所需，就不致如此暴殓天物。呜呼，有人认为中国是被吃穷的，如果更精密地分析，恐怕是被聚而食之吃穷的也
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志，前已言之，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只有监狱例外。盖监狱里囚犯的名字都被一笔抹杀，只有号码。柏杨先生在绿岛努力坐牢期间，号码是“二九七”，只要一喊“二九七”，我不知道叫的是我啦。吾友索尔仁尼琴先生当年在尼古格群岛时，号码是“二六二”，落后的多矣。呜呼，一个人坐牢，如果一直保持名字而没有号码，那不算真正的坐牢，只能算玩票，没啥可提的。
编号办法，只有监狱才可实行，无法推广到社会。今年（一九八○）全世界人口已到三十二亿，如果用阿拉伯数字命名，每人要写十个位数，而且死了的号码不能再用（用了就同名矣），新生的娃儿又层出不穷，一百年后，恐怕二十个位数都不能打发。所以，用文字作名字，乃正常之规。
——中国人很少用数目字作正式名字的，偶尔出现，立刻名垂史册。普通的张三李四，不过泛称而已。日本同胞则比较茂盛，吾友山本五十六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身拜总司令之职，把美利坚打得叫苦连天，他爹老山本先生五十六岁时才生他，即用以纪念，中国便不兴这个也。
命名是一件重要大事，古之人之也，老爹老娘都请德高望重或私塾里的教书匠，代起一个，全都是荣华富贵兼忠孝仁义。今之人也无矛盾，二者合而为一。主张儒道合一，行“内圣外王”之，小两口那么一嘀咕，名字就出来啦，于是产生下列三种现象，对于我们努力嚷嚷的互相称呼盛举，造成绝大的障碍。
一曰：男女不分。洋大人之国，从名字上往往可以判断性别，玛丽总是老奶，约翰准是男子汉。古中国亦然，张兰秀、王春梅，和李得功，赵必胜，男女一目了然。可是现在不行啦，柏杨先生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些名字实在分不清胡于脸或女娇娃，回起信来，抓耳挠腮，只好乱猜。既然猜矣，就有差错，一位林蓉芝“女士”赫然彪形大汉，来信开骂曰：“老头，你越来尾巴越大啦，竟阉起人来啦。”咦，谁教你以女性名字出现乎哉。更有男性名字出现的，若“建国”、若“健雄”、若“伟智”，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她们是位娘子。最近报上不是刊出一些怪事乎，若台北县永和镇陈老妹，若台北市内湖詹家香和北投吴妈杉，谁能相信他们跟柏杨先生一样乎哉。
二曰：稀奇古怪。十年前有一则故事，一位美国朋友，被父母命名为莎士比亚，他这一生就麻烦个没完。在学堂念书时，教习们无不对他失惊打怪。毕业后第一次求职，公司老板一跳而起曰：“你应该躺到坟墓里，来这里干啥？”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姓唐，名太宗，有一次在旅馆登记时，掌柜的怒目曰：“客倌，你吃谁的豆腐？你是唐太宗，俺就是秦始皇。”最后掏出证件，才没有打架。
然而，这只是有点滑稽而已，不伤元气，一旦越过滑稽的界限，就成了严重局面。清王朝一位状元秦先生（名字惜忘之矣）休谟则认为经验就是认识的对象和范围，否认外部世界（贝，曾有拜墓诗曰：“自宋以后无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如果有一天，站在你面前的赫然是一位秦桧先生，恐怕秀难建立友谊。秦桧的名字当然有点顶尖，但父母应有使儿女们不要在名字上受窘的义务。报上载，高雄县桥头乡一位少女名“春宫”。台北县贡寮乡一位先生名“吓扭”——“吓”如何发音欤耶？当你决心称呼名字时，恐怕张开嘴就再合不住。
还有一种也属特别的，自从欧风东渐，中国人有起西洋人名字时，男曰张彼得，女曰王玛丽，但中国名字一向徘徊于两个单字和一个单字之间，“彼得”、“玛丽”还可应付。吾友“薛司提反”先生，五○年代末期，曾在台北通化街一带传教，现在不知道反到啥地方去啦；他的名字，就实在难以启齿。
——十九世纪的英国，好像颇为流行稀奇古怪的名字，有人叫“一个太多”，有人叫“没有被通缉的”，有人叫“他就是想干那件事的人”。即令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