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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小学教习无负于国。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发生石破天惊的惨案。花莲县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跟凤林镇之间，隔着一条变化多端的花莲溪。平常有一个草草搭成的便桥，山爆发一次，该便桥就被冲垮一次，而这次不知道啥时候又被冲垮啦，反正溪的两岸住的都是三无牌——无权、无钱、无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说桥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没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的教习：陈国义先生、林实时先生、张箭先生、郑玉瑛女士、钟美月女士、陈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样，脱下鞋子，横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前提条件。，溪水猛涨，陈国义先生和林实时先生，跌跌撞撞地在激流中翻滚了约二百公尺，总算命不该绝，勉强挣扎着爬出来。钟美月女士和陈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对，赶快回头。而可怜的张箭先生和郑玉瑛女士，却从此一去不返，等到人们再看一他们的时候，已是两具尸体。悲夫！
张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郑玉瑛女士任教仅仅六天。张箭先生是郑玉瑛女士的长辈，为了呵换晚辈，竟同归于尽，而郑玉瑛女士不过是暂时代课。这一对情同父女的教习，为了对孩子的爱心，为了尽到职责，他们每天涉水而过。报上说，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与腰齐。呜呼，那是一个什么场面，教习们每天一去一返，两次都要双手把鞋子和教科书举到头顶，踉踉跄跄在深水中试探着迈步。如果这是一个电影镜头，观众们会为他们的行为深切感动。可是，却从没有人理会他们，从没有人想到这一群国家墙角的石头，任凭他们受苦受难，而他们也沉默得像牛一样，对孩子、对教育、对国家，奉献出他们的耕耘，没有怨言，没有呐喊，最后更壮烈而悲惨地奉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对国家付出的太多，国家对他们回报的太少。吾友肯尼迪先生曾曰：“我们不要问国家对我们做些什么，要问我们对国家做些什么。”这两位教习已对国家做了些什么，现在应该是我们问的时候啦，我们问：现在国家应该对这两位死难的教习做些什么？
这意思不是说要官老爷为他们请一群和尚道士，念咒起死回生，而是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购买的，只有一种东西购买不到，那就是对工作的爱心，和对所担任的工作无比的热情。死难的教习为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读者老爷不妨环顾一些大学堂的教习，有几个是认真在教学的乎哉。柏杨先生曾遇到过不少除了对教学没兴趣，对其他干啥都有兴趣的大学堂教习，忙着开会，急着当官，挤得头破血流，惶惶不可终日。而就在荒村僻壤，却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宝，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教师典型。
死者已矣，而就在此时，山兴国民小学堂才奉批准建立两栋校舍——真是妙不可言，一条人命一栋屋。但总算有了两栋，比继续淹死人要好。但我们仍要建议的是意识活动构造并给予对象的。科学只能服务于人生，对人而，我们应该在溪流上修一条桥，并且为两位死难的教师建立铜像，像美国人为在硫磺岛上竖国旗四勇士建立铜像一样。铜像应该是滚流中张箭先生绝望地用两只手拉着向下倾的郑玉瑛女士。至于到底怎么雕塑，自有雕塑大师做主。
死难的两位教习所显示的正是中国教习为教育而牺牲的精神，正是我们日夜所宣传、所盼望，以及中华民族前途所寄托的精神。这个尊严的铜像，将永垂不朽，永远振动心弦。我们还建议这铜像应建立在教育部门口。现在教育部门口汽车倒不少，上星期柏杨先生去教育部找一位官老爷就几乎被埋伏在花荫深处的汽车撞了个四脚朝天，我想那些玩艺只能代表教育部的官老爷很阔，不能代表中国的教育成功。有两位死难教习的铜像矗立在那里，一则可使官老爷抬头望明月，低头思责任；一则也让来宾（包括中国人和洋大人），对中国教习的爱心和责任心，留下深刻印象。那比弄一个锦旗献献，弄一个勋章纪念章挂挂，要意义深长得多也。
这建议不行的话（恐怕准不行，如果我是教育部长，那就准行啦），我就建议花莲县朋友，应该自己动手。死者有知，两位教习在天之灵，从云端下望，看见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天真面孔，听到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歌声，他们会围绕着他们的铜像，为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向上苍祈祷。
容我们再说一句，张箭先生和郑玉瑛女士，不管有没有铜像，你们是为教育、为孩子而牺牲。回想十月六日那一天，当芸芸众生在歌舞升平的时候点和不同点，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条件以，你们两位却涉着深到腰际的激流，前往学堂授课，使我们无地自容，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孩子
恶医、仁医
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职业道德，违反了这种职业道德，就是败类。在写作这个行业中，啥事都可以干，就是不能抄袭，一个伟大的作家，一旦被发现他偷了别人的文稿，他就伟大不起来啦。就以没本买卖这一行而言，盗亦有道，俘了三百两银子，就得你一百五，我一百五，多拿一文，名誉立刻扫地。如果把风的朋友看见了警察老爷，不先打暗号就脚底抹油，他在这一行里就别想站得住。
医生也有他的职业道德，那就是救命要紧。他必须把病人当人，如果存着江湖寨主捉住了仇家，“你可犯到俺手里啦”的心理，用对付仇家的手段对付病人，这种医生不但是他那行业的败类，也是社会的败类。我们可以从这种江湖寨主数目的多寡，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世界上有两种人，在人们心目中有尊严的地位，一种人是法官，另一种人是医生。关于法官，暂时按下不表，我们现在只说医生。盖一个可以终身不犯法，却不能终身不害病也。吾友张飞先生，“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何等英勇！曾向诸葛亮先生吹牛，说他天不怕，地不怕，死啦脖子上不过一个大疤。诸葛亮曰：“有一样你准怕。”当下写了一个字给他看，张飞先生看了之后，花容变色，盖诸葛先生写的是个“病”字焉。人一病啦，就不由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吾友关云长先生刮骨疗毒，那时候还没有麻醉剂，手术刀在他阁下臂骨上猛干，发出刺耳的响声，关云长先生却一面下棋，一面谈笑自若。以致医生老爷不得不叹曰：“将军真神人也。”这一点我可是五体投地，却不能效法，如果换了柏杨先生，看我杀猪一样地叫吧。不过，话得说回来，关云长先生如果不是箭伤，而是害了流行性重感冒，发烧兼昏迷，鼻涕兼咳嗽，恐怕他也得哼哼。
病人见了医生，就像孩子们见了爹娘，信徒们见了观音菩萨或耶酥基督。崇拜、尊敬，并且全心全意地信赖。把身体和生命，一齐交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深入探讨社会历史的各，任凭处置。医生老爷一句话就如同奉了圣旨。医生老爷一微笑，就如同吃了定心丸。人在患难的时候，最容易感恩，病人正是一只受伤了的哀鸿，仰望着医生，希望，也相信医生了解他，同情他，赐给他援救。
去年报上曾揭发过若干杏林怪事，“医院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医生老爷只认银子，不认人命。我们无以名之，名之日强盗型的恶医。今年似乎更新鲜，据国家科学委员会在一百四十六家工厂中调查，发现四百九十八名被诊断为盲肠炎因而开刀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九并不是盲肠炎。他们的办法很简单，只要你说肚子痛，他就下手割盲肠，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没有理由不相信，更没有理由拒绝，只好瞪大眼睛，看着病人被五花大绑。尤其新鲜的是台湾南部一位外科医生老爷，对女人的乳房特别有兴趣。他阁下的头脑比柏杨先生的还要灵活，先弄一个真正害有癌症的乳房，像祖宗一样地供奉在那里，每遇一个女病人，他就在祖宗乳房上割下一片，送到台大医院化验，然后把化验结果拿给女病人看：“怎么样，割不割由你”于是老奶只好露出美丽的胸脯，咔嚓一声，乳房落地。另一位私立医院的院长夫人，对女人的子宫，有奇癖焉，告诫她丈夫手下的医生曰：“多割子宫呀，多割子宫才能多收银子。”把一位年轻医生吓得卷起铺盖就跑。这种医生，可称这为屠夫型的恶医。
报上没有把这些屠宰医院和这些强盗屠夫的名字报导出来，我们也就无法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