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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尔有个洋大人来台北一游，就情不自禁地一口咬定他“仰慕中国文化”，不知道这“文化”在哈地方藏着，真得拜托给我们找出来，让大家瞧瞧。
好的节目被具有高度“被广告欺骗可能性”的观念所驱逐排斥——一些金光党最欢迎的朋友，只能听听唱歌，瞧瞧十六字真言。假如“开天辟地”是大学堂毕业生级的水准，十六字真言不过幼稚园小班。说起来，幼稚园小班也很够分量啦，那些人吃人部落的欣赏水准，恐怕只是托儿所。无论如何，幼稚园小班比托儿所要高，偶尔被一个洋大人仰慕的中国文化，比那吃人部落的文化要高。上不足而下有余，大家依然可以怡然自得。
中国电视公司坚持把“开天辟地”演到底，我们致以无限的敬意。电视公司当然要赚钱，但赚钱不应该是唯一目的。如果这是唯一的目的，演妖精打架，银子会更多。电视因为属于大众传播工具浦（今属福建）人。崇祯时任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福，它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也同时具备了暗示性和示范性——也就是教育性。就在上个月，纽约一位十五岁的男孩向一个八十二岁的寡妇抢劫，并且把她“干掉”。这位名叫朗奴·萨摩拿的小凶手，他是哥斯达黎加人，四岁时被妈妈带到美国。老娘自己必须到外面做事，而她又没有银子雇一位保姆，就把他放到电视机前面，由他看了就睡，睡了再看。电视就成为他最尊敬最依赖的教习。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向陪审员喊曰：“我要让你们看一个电视的启示性足以破坏一切的例证。当他下手时，他只知道自己是在上演一幕电视剧，上演一幕冷血预谋的凶杀案。”
台湾最近的分尸案和奸杀案，甚为雷厉风行，实在令人汗流浃背，而尤令人汗流浃背的，是这些等等之案，警察老爷硬是破不了。从前还有苦刑拷打的锦囊妙计。自从有一次一批“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的朋友，因真凶出现而带着满身伤痕当庭开释，警察老爷反过来吃了官司，情形好像有点好转。只不过一旦被剥夺了苦刑拷打的法宝，警察老爷就束手无策。但凶手做案的干净利落，即使不全是受电视的影响，恐怕至少也沾点边。君不见青年朋友口口声声自称“奴才”，一句一个“喳”乎。中国人的奴性已经够叹为观止矣，电视上那些层出不穷的摇尾贴耳，下跪磕头，蹂躏人性尊严的镜头，真是存心要把中华民族的灵性赶尽杀绝。
一提起电视不堪入目，电视大亨就理直气壮曰：“剧本难找。”这句话一点也没错，彪形大汉端来一百杯茶，你硬是咬定牙关，非如花似玉端来的不肯喝，一面硬着舌头曰：“渴死我啦。”渴死当然渴不死，不过却渴得自己作呕，观众抽筋。
亚之先生在《新生报》上有一大文，谈到剧本荒和剧本，狠狠地说了几句“内行人不屑听的话”。亚之先生曰：
“你剧本编得再好，如果没有人引见制作人或导播，没有人用你。幸而制作人或导播肯用你的剧本啦，他有绝对生杀大权，不把你的剧本删改得面目全非，绝不善自罢休。又幸而用你的剧本啦，稿酬要拿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来孝敬他们，否则你就永远被封杀。还有大牌明星演员，你也要买买帐，否则他一不高兴，来个拒演，你的剧本即使好到可以拿诺贝尔奖金，也会被冻，半文不值。”
好啦，“剧本难找”的答案全部在此。原来电视公司里山头林立，每一个山头都有绿林好汉在那里称孤道寡。凭真本领硬碰硬的剧作家，胆敢说半个不字，一声梆子响，万箭俱发，稿本遂死无葬身之地。纵使莎士比亚先生重生，遇到这些绿林好汉，凭他那两下子，即令闯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也逃不脱被喀嚓一刀的命运。于是首，中国的电视就永远停滞在幼稚园小班阶段，称孤道寡的朋友一个个发了大财，脑满肠肥，却干瘪了中国文化，窒塞了中国人的智慧。
有一次，柏杨先生遇到中国电视公司的大官之一程抱南先生，我们是老朋友啦。我就把亚之先生的话问他，他拉大了嗓门喊冤，为了证明清白无辜，还举了两火车的例子，最后正色曰：“老头，你把剧本拿来。”我想我用不着拿剧本，就已经知道结果。盖“好”、“坏”也者，是由绿林好汉下定义的，你折腾个啥！但我还是相信老友的话，因为我希望它是如此。不过，我却不相信台湾一千六百万人口，加上海外如繁星的华人，全是白痴，而只有现任的那几位山大王顶尖。
嗟夫，“长江后浪推前浪，自古新人换旧人”，坐地分赃太久的朋友，应该坐得屁股痛了吧。让让座，如何？让座等于让饭碗，当然毫无希望。那么请高抬一抬贵手，也算是给“文化大国”放一条生路。
臭鞋大阵
现代公寓，无论它高矮胖瘦，有一种形态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每两户以上人家构成一个楼层。二楼以上，两户以上的大门，不是并肩硬挤，就是怒目相对，显示出现代人类所特有的寂寞文明—一电视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守望相助”成了空话。你阁下对门那一家，既不知道他姓啥叫啥，也不知道他干啥做啥。楼梯上偶尔碰面，除非对方是一个闭月羞花，你可能紧张过度，一脚到底，身负重伤外；其他时间，你既不理他，他也不理你。而且事实上，楼梯艳遇的机会也不多，所以踏进公寓，就跟踏进古墓一样，能看到一个有笑容的动物，真是三世修炼。
柏杨先生自从驾返台北，因为借钱关系，倒是跑了不少公寓，从高入云宵，有奇异电梯的巨厦，到只有一层，花园洋房式的平屋，马不停蹄，鞠躬尽瘁。结果有两项伟大发现。吾友哥伦布先生想当年发现新大陆，其实没啥了不起，盖他不发现，新大陆还不是照样摆在那里，也跑不掉，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后世之人眼皮薄，以为不得了啦。跟柏杨先生这两项伟大发现一比，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不是我不知谦虚，等我一说出来，读者老爷就得递佩服书。
第一伟大发现是被借钱家伙的嘴脸，无一不十分的实在难看。还没有借到第十次，也就一点也不顾及柏老的自尊心，连鼻孔都翘得可以当烟灰缸，当面质问前九次借的银子，啥时候还呀。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昔日那种温柔敦厚的日子已不再矣。孟轲先生曾严厉责备过梁惠王，朱熹先生也曾提出义利之辨，现在对老朋友都见利忘义，满脑子钱钱钱钱钱钱钱，面如铁饼，不知道友情乃无价之宝。遇到这种人物，用不着他吆喝“滚”，我就拨马而去，永不理他，以示重义轻利。此中哲学道理极深，我就是降尊纡贵，努力解释，读者老爷恐怕也不见得懂，所以我也就不必浪费精力。现在介绍的是我第二伟大发现。
第二伟大发现是其他国家所没有，而惟独台湾特有的，那就是“臭鞋大阵”。不管到谁家借钱，除了准备着看嘴脸外，还要攻破臭鞋大阵规律的一般学说，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他认为整个辩证法可，才能登堂入室。上得楼梯之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每家门口，都堆了臭鞋。我说臭鞋，只是观感上的，既不能——拿起来嗅，当然不敢一竿子打落一船鞋，说每一只都臭而不可闻也。但如果说它奇香，也应该查无佐证。
每家门口的臭鞋，实在是二十世纪十大奇观之一：有新鞋焉，有破鞋焉，有男鞋焉，有女鞋焉，有不高不低的眼的鞋焉；有黑鞋焉，有黄鞋焉，有红鞋鞋焉，有绿鞋焉，有黑黄红绿乱七八糟拼凑在一起的鞋焉；有前面漏孔的鞋焉，有后面漏孔的鞋焉，有左右漏孔的鞋焉，有像被老鼠咬过到处漏孔的鞋焉，有长简的鞋焉，有短筒的鞋焉，有类似柏杨先生穿的一百元一双的贱鞋焉，有类似台湾省议员陈义秋先生穿的四千九百元一双的阔鞋焉（陈义秋先生还有价值四百五十元的阔头，那属另一可敬范围，心里有数，不必细表）。除了上述等等的鞋焉，还有木屐焉，拖履焉，以及其他连天老爷都叫不出名堂的各式各样的鞋焉。反正是群鞋毕集，蔚为奇景。
这些臭鞋所布下的臭鞋大阵，跟契丹帝国萧天佐先生在三关口布下的天门大阵一样，暗伏奇门遁甲，诡秘莫测。于是有的鞋仰面朝天，有的鞋匍匐在地，有的鞋花开并蒂，有的鞋各奔东西，有的鞋张眉怒目，有的鞋委屈万状，有的鞋鞋相叠，有的则把守在楼梯之口，形成现代化的绊马桩。主人之出，先伸出脚丫，像吾友穆桂英女士的降魔杖一样，在臭鞋大阵中左翻右踢，前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