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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于是产生了印象主义的又唤作自我表现或创造的文学批评。文艺鉴赏当然离不开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现，我们想不明白。若照常识讲，印象只能说是被鉴赏的作品的表现，不能说是鉴赏者自我的表现，只能算是作品的给予，不能算是鉴赏者的创造。印象创造派谈起文来，那才是真正热闹。大约就因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别花花绿绿；此中有无精神分析派所谓补偿心结，我也不敢妄断。他会怒喊，会狂呼，甚至于会一言不发，昏厥过去——这就是领略到了“无言之美”的境界。他没有分析——谁耐烦呢？他没有判断——那太头巾气了。“灵感”呀，“纯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种种名词，尽他滥用。滥用大名词，好像不惜小钱，都表示出作风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陈腐到发臭的比喻。假使他做篇文章论雪莱，你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多少雪莱；你只看到一大段描写燃烧的火焰，又一大节摹状呼啸的西风，更一大堆刻划飞行自在的云雀，据说这三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是雪莱。何以故？风不会吹熄了火，火不至于烤熟了云雀，只能算是奇迹罢。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简直是一首美丽的诗”，你就知道下面准跟着不甚美丽的诗的散文了。这种文艺鉴赏，称为“创造”的或“印象主义”的批评，还欠贴切。我们不妨小试点铁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创造的”改为“捏造的”，取“捏”鼻头做梦和向壁虚“造”之意，至于“印象派”呢，我们当然还记得四个瞎子摸白象的故事，改为“摸象派”，你说怎样？这跟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派根本否认在文艺欣赏时，有什么价值的鉴别。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则都是糟的。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在这里表现得更清楚。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椿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痛恨文学的人，更不必说：眼中有钉，安得不盲。不过，眼睛虽出毛病，鼻子想极敏锐；因为他们常说，厌恶文人的气息。“与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夺其齿”；对于造物的公平，我们只有无休息的颂赞。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 论文人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ser vants）；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