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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的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象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因为地位关系，他不得不和李家的有名客人往来，而他真喜欢结识的是青年学生，他的“小朋友们”。这时大家讲的话，他接谈不来，忍着一肚子的忌妒、愤怒、鄙薄，细心观察这些“绅士”们的丑态，有机会向小朋友们淋漓尽致地刻划。忽然他认清了冷落在一边的颐谷，象是个小朋友的材料。
今天的茶会少不了傅聚卿。《麻衣相法》不可全信，但有时候相貌确能影响人的一生。譬如有深酒窝、好牙齿的女郎，自然爱对人笑；出了“快乐天使”的名气，脾气也会无形中减少暴厉。傅聚卿的眼睛，不知道由于先天还是后天的缘故，自小有斜睨的倾向。他小学里的先生老觉得这孩子眼梢瞟着，表示鄙夷不屑，又象冷眼旁观，挑老师讲书的错儿。傅聚卿的老子是本地乡绅，教师们不敢得罪他。他到十五六岁时，眼睛的效力与年俱进，给他一眼瞧见，你会立刻局促不安，提心吊胆，想适才是否做了傻事，还是瓜皮帽结子上给人挂了纸条子或西装裤子上纽扣没扣好。他有位父执，是个名士，一天对他老子说：“我每次碰见你家世兄，就想起何义门的评点，眼高于顶，其实只看到些细节，吹毛求疵。你们世兄的眼神儿颇有那种风味。”傅聚卿也不知道何义门是什么人，听说是苏州人批书的，想来是金圣叹一流人物，从此相信凭自己的面貌可以做批评家。在大学文科三年级时，指定参考书里有英国蒲伯（Pope）的诗。他读到骂《冷眼旁观报》编者爱迪生的名句，说他擅长睨视（leer）和藐视（sneer），又读到那形容“批眼”（TheCriticEye）的一节，激动得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从此他一言一动，都和眼睛的风度调和配合，写文章的语气，也好象字里行间包含着藐视。他知道全世界以英国人最为眼高于顶，而爱迪生母校牛津大学的学生眼睛更高于高帽子顶，可以傲视帝皇。他在英国住过几年，对人生一发傲睨，议论愈高不可攀；甚至你感到他的卓见高论不应当平摊桌上、低头阅读，该设法粘它在屋顶天花板上，象在罗马雪斯丁教堂里赏鉴米盖郎琪罗的名画一样，抬头仰面不怕脖子酸痛地瞻望。他在英国学会板着脸，爱理不理的表情，所以在公共集会上，在他边上坐的要是男人，陌生人会猜想是他兄弟，要是女人呢，准以为是他太太，否则他不会那样不瞅不睬的。他也抽烟斗，据他说是受过牛津或剑桥教育的特色。袁友春虽冷笑过：“别听他摆架子吹牛，算他到过英国！谁爱抽烟斗就抽！”可是心上总憎嫌傅聚卿，好象自己只能算“私吸洋烟”，而聚卿用得安南鸦片铺的招牌上响当当的字眼：“公烟”。
客人有的看表，有的问主人：“今天想还有侠君？”李太太对建侯说：“我们再等他十分钟，他老是这脾气！”假使颐谷是个多心眼的人，他就明白已到的客人和主人恰是十位，加上陈侠君是十一位，这个拖泥带水的数目，表示有一位客是临时添入的，原来没他的份儿。可是颐谷忙着想旁的事，没工夫顾到这些。他还没打破以貌取人的成见，觉得这些追求真、善、美的名人，本身也应有真、善、美的标志，仿佛屠夫长一身肥肉，珠宝商戴着两三个大戒指。想不到都那样碌碌无奇，他们的名气跟他们的仪表成为使人失望的对照。没有女客，那倒无足惋惜。颐谷从学校里知道，爱好文艺和学问的女学生大多充不得美人样品。所以今天这种知识分子的聚会上，有女客也决不会中看，只能衬出女主人的美貌。从容观察起来，李太太确长得好。嘉宝（Garbo）式的长发披着，和她肩背腰身的轮廓，融谐一气，不象许多女人的头发自成局面，跟身体的外线不相呼应。是三十岁左右的太太了，俏丽渐渐丰满化，趋向富丽。因为皮肤暗，她脸上宜于那样浓妆。因为眼睛和牙齿都好，而颧骨稍高，她宜笑，宜说话，宜变化表情。她虽然常开口，可是并不多话，一点头，一笑，插进一两句，回头又和另一个人讲话。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象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惟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到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弄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更培养新习惯。只有这时候进来的陈侠君比较上得她亲信。
理由是陈侠君最闲着没事做，常能到李家来走动。他曾在法国学过画，可是他不必靠此为生。他尝说，世界上资本家以外，和“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对峙的还有一种“无业阶级”，家有遗产、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他勉强算属于这个阶级。他最初回国到上海，颇想努力振作，把绘画作为职业。谁知道上海这地方，什么东西都爱洋货，就是洋画没人过问。洋式布置的屋子里挂的还是中堂、条幅、横披之类。他的大伯父是有名的国画家，不懂透视，不会写生；除掉“外国坟山”和自来水，也没逛过名山秀水，只凭祖传的收藏和日本的珂罗版《南画集》，今天画幅山水“仿大痴笔意”，明天画幅树石“曾见云林有此”，生意忙得不可开交。这气坏了有艺术良心的陈侠君。他伯父一天对他说：“我的好侄儿呀，你这条路走错了！洋画我不懂，可是总比不上我们古画的气韵，并且不象中国画那样用意微妙。譬如大前天一个银行经理求我为他银行里会客室画幅中堂，你们学洋画的人试想该怎样画法，要切银行，要口彩好，又不能俗气露骨。”侠君想不出来，只好摇头。他伯父呵呵大笑，摊开纸卷道：“瞧我画的！”画的是一棵荔枝树，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荔枝，上面写着：“一本万利图。临罗两峰本”侠君看了又气又笑。他伯父又问“幸福图”怎样画法，侠君真以为他向自己请教，源源本本告诉他在西洋神话里，幸福女神是个眼蒙布带、脚踏飞轮的女人。他伯父拈着胡子微笑，又摊开一卷纸，画着一株杏花、五只蝙蝠，题字道：“杏蝠者，幸福谐音也；蝠数五，谐五福也。自我作古。”侠君只有佩服，虽然不很情愿。他伯父还有许多女弟子，大半是富商财主的外室；这些财翁白天忙着赚钱，怕小公馆里的情妇长日无聊，要不安分，常常叫她们学点玩艺儿消遣。最理想的当然是中国画，可以卖弄而不难学。拜门学画的先生，不比旁的教师，必须有名儿的，这也很挣面子，而且中国画的名家十九上了年纪，不会引诱女人，可以安心交托。侠君年纪轻，又是花天酒地的法国留学生，人家先防他三分；学洋画听说专画模特儿，难保不也画红楼梦里傻大姐所说的“妖精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