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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孩子启。大禹又通过打架，硬把孩子从涂山女手中抢去了。事实上，大禹甚至不能断定这个孩子是他的，因为她也是满“自由”的嘛，这也就是《史记》里边大禹说的“予不子”，也是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部分原因了。
不结婚，“嗜不同味，而快朝饱”，这种潇洒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社会上的很大人口比例都是这么生活的，这是当时很多商周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时半数以上的商朝人，死后都是自己孤睡在坟墓里。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是靠着屡屡去欢乐谷，来找到短期partner，获得性的慰藉和满足的。纣王使这些人“裸相逐于欢乐谷”，是顺应时俗的自然而然的事情。正是因为当时社会中“终身不婚”的习俗普遍存在，社会存在大量终生独身的男女，故纣王通过上述安排，帮助这些男女寻找性伴侣，建立或长或短一段同居关系。这是纣王在做好事。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纣王淫荡。
纣王的“使男女裸相逐其间”，和大周朝的“令男女会，奔者不禁”，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顺应当时习俗之举。
有人说，程度还是不一样啊，“令男女会，奔者不禁”，并不发生纣王那种当场“裸相逐”啊。呵呵，这是你看见的吗？你怎知大周朝“男女会”现场没有就发生性关系呢，我相信有些人是不惮于这么干的。奔者不禁，当场发生性关系，也是不禁的。而且现在一些偏僻民族仍然是这样的，可以以今例古。如果你去采风，你就会看见。还有一些更古老的很多岩画上，正是赫然地画着男女一帮在一块平地上赤裸群交——生殖器都被画得突出夸大，旁边还有几头忘了吃草的羊，在傻傻地看着。
当年“欢乐谷”的遗俗，现在一些偏僻地方仍然找得到。在云南边地的纳西族，就会有特定的节时，少男少女们聚会在瀑布水潭里，裸体着嬉戏，寻找性的伴侣，享受青春的乐趣，甚至当场就在岸边那个，互不妨碍，这是他的民族习俗，从远古保留下来的。而泼水节，我没有考察过，是不是在从前早些的波水节里，当被泼得精湿了以后，当场也会就有少男少女们去旁边找个地方，发生那个行为，恐怕也许是的吧。
如果他们的村长，顺应该俗，提供了某个村属的水潭给他们用，那就是某某村长“使男女少年裸相逐于肖村水潭”，这也是荒淫的事吗？当然不能算是啊。这是顺应习俗来的啊，村长的此举是很正常的啊，总不能让孩子们去有水蛇猛兽的水塘去泡吧。而纣王的“使男女裸相逐其间”，实际也正是顺应了当时时俗啊，这和大周朝政府组织大家“男女”“奔”一样，对民俗适当加以组织啊。
其实，纣王肯划出自己的王家苑囿“沙丘”的一部分，拿出来给老百姓们“奔”用，还属于舍私爱民呢。后代君王们则根本不让老百姓迈进他的苑囿一步，打死那里一个野兔子就得偿命。
总之，在商周时期，一辈子不结婚的人，占了人口很大比例，这是我们今人所想象不到的曾经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一辈子不结婚，但他却获得了一辈子的自由！他会靠着去欢乐谷里寻找短期性伴侣而同居的办法，来一截一截地度过自己的美丽人生！
附录 附录八 炮烙
在周武王给纣王开列的罪状里边，读《尚书》可以知道，并没有提到炮烙。谁不希望往自己的政敌身上泼点污水？如果真有炮烙这事的话，周武王不会不提吧。
炮烙这个东西，最早是从战国学者那里说起来的，韩非子在文章中首次提到，说纣王设炮烙。不知韩非子是根据什么知道的。是考古依据，还是前代典籍？如果是前代典籍，为什么春秋时代那么多诸子的作品里却没有提到呢？这么有趣的东西，这些为了“争鸣”都不惜编造古史的诸子们，不会不愿意言及吧。
退一万步讲，即便纣王有炮烙之刑，那也不算什么。西方社会，一直流行火刑，绑在柴堆上烧死或者让人在火炭上走。我们的炮烙，是让罪犯在一个烧热的铜柱子上走，掉下来就落入火炭中，感觉这跟火刑相比，完全是半斤八两。而西方使用火刑，是非常司空见惯的刑罚。如此来看，炮烙就不算是如何格外残酷了。
即便在中国，韩非子所在的大周朝，更流行的是一种鼎镬之刑，就是把犯人活活放在大鼎里煮了——周夷王就曾烹过齐哀侯。郑大夫叔詹，也曾经手攥着重耳给他预备的大鼎的耳朵，叫唤，差点也被放进去烹了。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烹人的事不绝于史书，“就鼎镬”成了一种臣子的常用语，说明这种刑罚比较普遍。鼎镬之烹和炮烙相比，恐怕难受程度是一样的。此外还有车裂和肢解，更是司空见惯，受刑的名人有商鞅、吴起等等，与炮烙相比，又如何呢？
还有一种醢刑，譬如汉朝刘邦，把功臣彭越醢成肉酱，全国诸侯传吃。到了后代，朱元璋还有剥皮，抽肠。明清还有磔刑，就是在农贸市场把罪犯千刀万剐。我个人体会，磔刑比炮烙更疼。其实，古人对待犯罪分子的刑罚，不论中外，都是超残忍的。
历代皇帝和统治者，对于敌对势力、造反者、违法者，都是毫不手软的，腰斩、凌迟、剥皮和钉十字架，都是常用的，炮烙绝不算是其中最残忍的。如果你翻翻“古今酷刑大观”这样的书来看看的话，论难受，一篇更比一篇高，炮烙只不过是其中普通一页而已。
对犯罪者进行虐杀，也是出于政治需要，为了以儆效尤。譬如刘邦把功臣醢成肉酱，然后传给各地诸侯们吃，又譬如战国君主们把车裂后的肢体拉给民众巡看，都是为了宣传和恐吓别的势力的，是政治性的，不能单视为统治者心性残暴，这是历史长河中统治者的一种常态技术。纣王即便预备了残酷的炮烙，从这种角度上讲，也是和其它皇帝预备了磔刑、鼎镬等等酷刑一样，是可以等量齐观的政治手段而已。
那些使用磔刑的明清皇帝、鼎镬的战国君主们，都没有人责问，而只把可能使用炮烙的纣王之“恶”格外拔高，千夫指之，这是不是不公平呢？何况，磔刑、鼎镬之事，是确凿的，而炮烙之事，是否真的有，还是聚颂纷纭的呢。炮烙即便有，也多半没有磔刑、鼎镬更厉害的！
事实上，考古发现，商纣王时代，杀掉的人殉数量远低于前代，则说明他并不嗜杀人。而关于纣王无辜杀人的记录，史书上其实也并没有可靠的记载。
概而言之，越是久远以前的古事，越是被文学化。关于那些三皇五帝的事迹、夏商西周的史料，处处都可能是假话。鄙人看那些三代古史时，显幽烛隐，比较旧闻，仿佛暗夜走泥路，每脚都不敢踩实。当时的事情，为后人所不亲睹，而全是为成功者所书写，今欲考究其实而不入谬妄，谈何容易，危险岂不比盲人骑着瞎马。民国的“钱玄同”曾经自称“疑古玄同”，盖有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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