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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对其附近诸侯的一系列攻伐行动，才是周边的“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行仁义使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得它成为了陕西“关中”西部地区的霸主。（所谓“关中”，就是陕西省四周被群山包裹，只有四个方向有关口可以进出，故称“关中平原”。）
周文王为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很快又组织了对陕西关中腹心地区的诸侯崇侯虎的征伐。
崇侯虎是崇国诸侯领导人，崇国位于今西安市以南的户县地区，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的一颗钉子，用于防着周文王的。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战斗打的非常激励。周文王不得不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据司马迁说又是去修文德了，修完文德，崇侯虎就投降了）。
其实按照《诗经》的描述和《左传》记载，周人暂停攻城，却是去建造了大型攻城器械去了。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从土山顶上用刚刚新造的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大型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用的），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战死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战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而且围攻了三十天还不罢休，显现出周人可怕的嗜战决心，被他盯上的地方，不被整个端掉绝不收手。他们满眼放着的，是狼群在夜里凝视你时、朝你冲锋前的，充满死亡暗示的冷凶之光。
不是说周文王是个大圣人，修文德然后诸侯来归吗，怎么也会有这么血淋淋的残酷进攻的场面呢？这可跟圣人的形象有所不符。而且这种进攻的对象，前后还有其它很多。
周人没有因为动用野蛮的武力而惭愧，相反，他们把这次攻崇城的过程，包括使用诸种大型攻城器械的场面以及砍了很多首级的实况，得意洋洋地编成满押韵的歌写在了歌颂周人建国过程的《诗经》的相关篇章里边。
接着，周文王组织军事力量，长驱六百公里向东进攻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东距商都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在一番史料没有详细记载的攻杀之后灭掉了黎国（所谓“西伯戡黎”，戡是杀的意思，从字型上看也是恶狠狠的）。周文王戡灭黎国以后，构成了对纣王都城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奔跑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商朝了！“今王其奈何！”怎么办啊，纣王？
严重到要亡国的地步了。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重重顾虑的人，我如果缺乏志气，在秋天的景致里不敢露出一只眼睛，这性格上的软弱，秋天也要遗弃我（对不起，这是我大学情书里的话）。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不过万余人），以及诸侯勤王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到了指定的相会之期，纣王的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戈矛林立，军威严整，武士们手持三米半长的大戈，弯弓拈箭，站在两马驾辕、每轮有十八根辐条的木轱辘战车，往来趋逞，威风凛凛。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边的诸侯看的目瞪口呆。纣王身旁还有几名力胜百牛的猛士，其中包括当初F4中凿井英雄“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史书上说“飞廉善走，恶来有力”，俩人“力角犀兕，勇搏熊犀，父子俱以材力事纣王”，当然也可以把这叫做典型的助纣为虐。另外还有费仲先生，据说费仲，足走千里，手裂兕虎，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士。
恶来在《封神演义》里是一名文官，其实不对，他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像一把长柄大镰刀。镰刀头，是戈的横枝。戈可以上下挥舞，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头的刃部（即镰刀刃部——最初是没有刃的，大周以后才开始加刃），可以钩割人的柔弱脖子。所以它是兼有钩、啄、割功能的兵器。恶来的腰间还应该挎着护身短刀（当时没有剑），刀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宝石嵌着，晶莹夺目。
一直有胜无败的周文王军，这一次终于尝到了第一滴苦涩的血，纣王及其诸侯联军，弓强矢劲，战法高明，人多势众，把千里孤军深入的周军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喊娘，上了人生宝贵一课，明白了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也不是施施仁义就能一鼓而下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了n个回合，周军彻底溃散（注意这n个回合不是两军主将互相冲刺单挑的回合，当时车战，车子排成横排进行冲锋，与敌车交合时候开始相打，车子交错而过，还得兜回圈子列队再冲锋，这算是一个回合）。
周人溃散以后，想越过千里的商控区逃回本国，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正要坠入全军覆灭的灭顶之灾，周人的军师姜子牙在东夷救了这些残兵败将一命。姜子牙以一名间谍身份，打入遥远的东夷地区从事策反工作，那里是他的老家，言语和习俗都熟洽便于开展工作。
在姜子牙的策反下，东夷人抓漏子趁着纣王主力西出而骚扰了王畿地区。纣王大军于是放弃彻底截杀周人，拐回头向东进发，讨平了反叛的东夷人。周军这才得到了一点收敛残兵败将的机会，逃回陕西。
但是，周文王本人却被商军俘虏了。他拖着俘虏的链子，被押解到朝歌以北五十公里的汤阴地区（岳飞的老家），关进国家监狱“羑里”（念有）。我想，商人一定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说服教育，一边用竹板拍打他，一边询问他叛商的思想根源。商人可能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造反好不好玩啊？说来听听！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为什么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不说话呢？”注意，在问的时候伴随着竹板的打击节奏，声音相互渗透，保持和谐。
不管周文王检讨得怎么样，有论者认为，最终周文王被纣王英明地杀掉了，以免遗祸未来。周文王的儿子发，在陕西岐山老家听说老爹被卡嚓了，立刻哭着接了老爹的班，就是周武王。在未来的伐商战役中，他总是携带着老爹的木主（灵牌）在车上，想来是老爹的尸骨未归，死于非命，所以摆着木主向商人示威，用以提醒商人和自己人，我是出师有因的，不是无端地来造反的。这有点类似抬尸告状，可以获得诸侯的同情，并激励自己的战士。如果是寿终正寝在老家，就不会抬木主了罢。并且周武王在战前给战士训话中，一再疾言其父无罪，反复嚷嚷道：“予克纣，非予武， 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我若能战胜纣王，并不因为我武功强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王却杀了他，上天还他一个公报）；纣王若战胜我，并不是我父亲文王有罪（该杀），而是出于我的无能。总之是我父亲无罪。为什么总要嚷嚷其父无罪呢，想来是在向纣王讨要公道和血债。如果周文王是像主流史书写的那样，安享天年自然死亡在老家岐山，他儿子当不至于拼命地辨说他无罪。
周文王战败死于“羑里”监狱，周人以为奇耻大辱，后世子孙不忍言之，而且跟仁者无敌的理论也不符合（败者为寇嘛，败的人不但是败的，而且在政治上也将是错误反动的），在周政府撰写的史书里，就加添了周文王得到释放，回老家才崩掉的情节。（如果努尔哈赤被明军炮火轰死这事能隐瞒，他们绝对会隐瞒的，说他是不幸病死。）
后人是怎么在史书里改变历史，把周文王“弄”出监狱的呢？
这可费了好大的劲儿，而且版本各不相同，第一种是这样说的：周文王蹲了七年的监狱期间，各国诸侯不乐意了，纷纷自我捆了，也要求住进监狱来。纣王于是乎害怕了，一看文王人缘这么好，赶紧把他放了吧。这个说法来自《左传》，谁信才怪呢。首先，诸侯不太可能会自捆，没这么雷锋。其次，若周文王真有这么大号召力，商纣王就更加不敢放他了。（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只能说明纣王是个很讲民主的软心肠的人，是“至仁”，那就不是大家众口一词所描述的坏蛋了。）
到了汉朝，一个爵号为淮南王（刘安）的人——可能是觉得上边的办法不够好吧——就给出了另一个solution，请出一个叫散宜生的能说会道的家伙。散宜生是周文王的属下，几年前好像有一个写散文的人也叫这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