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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舒在学习方面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他有时迟到。每当石博纳特老师询问他迟到原因的时候，他总是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因此，他常常受到带有污辱性的惩罚。老师叫他把手放在膝盖上，弯着腰站在走廊里的楼梯旁；他这副羞愧而又可怜的样子，四个年级的同学都看到了。
学校放了一天假。次日，教师先生走进教室，坐在椅子上，两眼盯着教室的门。这时候，阿舒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块石板和几本用一块沾满墨迹的旧布包着的书，他显得比往日更加腼腆了。
石博纳特先生冷笑了一下，说道：“啊，小媳妇来了。”
上完课之后，石博纳特先生对全班同学说：“注意，你们都听着！”
地球的所有吸引力仿佛都在使劲儿把阿舒吸往地面似的，但是小阿舒仍然面对着全班同学的目光坐在凳子上，围裤的一角和他那两只小脚在不停地摇摆着。毫无疑问，随着岁月的流逝，阿舒的年龄也将会增加，他在生活中也会经历许多苦乐羞荣之日，但是没有哪一日能与那一天相比，因为那一天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一段痛苦的历史痕迹。
不过，这件事并不大，用两句话就可以叙述完。
阿舒有一个小妹妹；这位小妹既没有同龄的女友，也没有姐妹，所以她只能同阿舒一起玩耍。
阿舒家里的凉台下面就是他家的停车场，四周围着铁栅栏，铁栅栏上设有门。那一天，天上布满了乌云，大雨下个不停。街上，有几个行人提着鞋打着伞，在匆匆赶路，他们无暇东张西望。在这个阴雨连绵、云天昏暗的日子里，学校放了假；阿舒和小妹坐在停车场的台阶上玩耍。
那一天，他们是在玩洋娃娃结婚。阿舒一边忙着布置结婚仪式，一边指导小妹做事。
当时他们忽然想起，还没有主婚祭司呢。小姑娘迅速跑到一个人跟前，问道：“喂，你能不能做我们的主婚祭司呀？”
阿舒转过身来，看见石博纳特老师站在他们的停车场里，他已把湿漉漉的雨伞折起来，全身几乎被雨淋透，他本来是路过这里的，当雨下大了的时候，他就走进来避雨。小姑娘建议他为洋娃娃结婚做祭司。
阿舒一看见石博纳特老师，就放弃玩耍，扔下妹妹，立即跑进屋里躲起来。这一天的假日彻底被毁了。
第二天，当石博纳特老师以讥笑的口气，作为开场白讲述了这件事情，并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阿舒起了一个“小媳妇”的绰号的时候，阿舒起初只是以微笑作为对教师讲述的回答，还企图以自己的微笑来参与周围同学们的取笑逗乐。就在这个时候铃声响了，其他班级也下了课，阿舒家的女仆拿着用莎罗树叶包裹的两块点心、提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铜水罐走了进来，立在门旁。
当时阿舒虽然面带微笑，可是他的脸和耳朵一下子全红了，额头上的静脉都突现出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簌簌滚落下来。
石博纳特先生在休息室里喝一点儿水之后，就开始心安理得地抽起烟来。同学们却在兴致勃勃地围着阿舒，大声叫着：“小媳妇！小媳妇！”阿舒开始意识到，那一个假日与妹妹玩耍，是他一生中一次最丢脸的过失；他不相信，世人会在什么时候忘掉那一天所发生的事。
（1891年）
董友忱译
一夜
我和苏尔芭拉一块上小学，一块玩耍。每当我去她家里的时候，她母亲对我特别好，又总是把我们俩儿相提并论，常常赞叹道：“啊！这两个孩子多么般配呀！”
虽然我年龄还小，但是我能理解这话的含意，对于苏尔芭拉，我比别人更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种念头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深深扎了根。由于我陶醉在这种权利之中，所以我就不能不对她常常发号司令，做出一些粗暴的举动。而她却总是耐心地去执行我的各种指令，承受我对她的惩罚。村里人都夸她长得娇美，但是她的娇美在一个野蛮的男孩子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我只知道，苏尔芭拉是为了承认我这个主人的地位才降生在她父母的家里。因此，她就成为我特别蔑视的对象。
我父亲是地主乔杜里的大管家。他希望我长大后跟他学习管理地主帐房的本领，以便将来我也能找到管家的差事，但是我心里却很不愿意。我们村里的尼尔罗东，跑到加尔各答去学习，后来当上了一名税务监察官。我的一生奋斗目标，也要像他那样——即使不能成为税务监察官，至少也要做一名法院首席书记员，我就这样默默地下定了决心。
我经常发现，我父亲对于法院的上述工作人员是非常景仰的——我从孩提时代起就看到，父亲以种种借口，经常带着鱼、菜、钱去孝敬他们；因此，法院的小职员，乃至通信员都在我心目中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他们就是我们孟加拉邦的崇拜之神，他们是三亿三千万人的一种新的小小的追求。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人们在内心里对他们的指望要比对财神贡耐沙本身还要大；从前用于敬奉贡耐沙的资金，现在都落在他们的的手里。
我深受尼尔罗东这个榜样的鼓舞，抓住一个机会，也跑到了加尔各答。起初，我住在同村的一个熟人那里。后来，我开始得到父亲的一些接济，学习也走上了正轨。
此外，我还加入了一个协会。为了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很值得的，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上述宿愿，而且也没有任何人为我作出榜样。不过，谈论起这种事情来，倒是不乏热情的。我们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不像加尔各答那些早熟的孩子们那样，学会了讥笑一切事务；相反，我们的信念是很坚定的。我们协会的领导者们经常发表演说，而我们都饿着肚子，中午在炽热的阳光熏烤下，挨家挨户地去征集签名，乞求施舍，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布置会场，安排桌椅；要是有谁说一句损害协会领导者声誉的话，我们就会同他厮打起来。城里的年轻人看到我们的这种表现，就称呼我们是东孟加拉土包子。
我来加尔各答的目的，是想成为一名法官，可是现在却充当了运动的陪衬。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和苏尔芭拉的父亲都一致主张为我们俩儿筹办婚事。
我15岁时跑到了加尔各答，当时苏尔芭拉才8岁；现在我已经18岁了。我父亲认为，我已经超过了结婚的年龄。但是对此问题我在心里发誓说：“我一辈子都不结婚，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不过，我对父亲却说，不完成学业，我不能结婚。
两三个月之后我获悉：苏尔芭拉和律师拉姆洛琼先生结了婚。当时我正为贫困的印度征集捐款，所以就觉得这个消息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已考入大学，正准备第一次文科考试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在家里不只我一个人，还有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因此，我必须离开学校，回去找工作。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诺瓦卡利地区一个小镇的小学校里谋到第二教师的职位。
我满以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要通过教育和鼓励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为未来印度的军事将领。
我开始工作之后才发现，应付所面临的考试要比考虑印度未来前途紧迫得多。除了语法和代数再向学生们讲授其他别的东西，校长会生气的。不到两个月，我的热情也开始消失了。
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坐在家里常常想入非非，可是一旦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肩上套上枷板，背后承受鞭打，日复一日地埋头拉犁耕耘，晚上只要能吃饱肚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再也没有那种青春勃勃的热情了。
为了预防火灾，要有一位教师住在学校里值班。我孤身一人，这项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肩上。我就住在与学校大礼堂相连的一所房子里。
我们学校的校舍位于一个大池塘的岸边，距离民房不太远。四周生长着槟榔树、椰子树和木棉树，而紧靠着校舍有两株高大的古老尼姆树，两株树的树冠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树荫。
有一件事，至今我都没提起过，而且到现在我都认为没必要提起。当地政府的律师拉姆洛琼·拉易的住宅离我们学校不太远。我知道，他和妻子——我童年的女友苏尔芭拉住在一起。
我认识拉姆洛琼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否晓得我在童年曾经同苏尔芭拉一起上过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