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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孟非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单是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就有好几百万。有一次，凌晨时分，他发了条微博：“我没睡呢，有没睡的都来说说，这会儿在干吗呢？”半个小时之内，评论就有上千条之多，当真是一呼百应！如此盛名之下，孟非却依然能冷静超然，不失本色：“我干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很被动，听天由命。”
正像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一样，孟非最可贵的，是在红地毯上走多了，却依然能很适应地走在马路上。
第十四章爱上新疆
提到新疆，我首先想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那部纪录片的学术顾问—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北海。据导演说，在西域史的研究领域，苏北海的学术地位仅次于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其实这些事我也不懂，就是觉得那是个传奇的老先生。
苏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一九四九年之前曾经是张治中的幕僚，二十来岁就进了新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了。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多年他竟然还是一口地道的无锡方言，没有一丁点儿新疆口音。“文革”前后，他几次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了放，放了关，具体关了几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就这样前后被关了十五年，其间还跟王洛宾在同一个牢房里关了快十年。
一个有着这样传奇经历的老先生，在我们摄制组简直就是我们随时备查的新疆百科全书。在新疆拍片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路上。在车上我曾经跟苏老请教过一个问题：新疆有个地方叫轮台，很多诗里都提到了，比如唐朝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再比如宋朝苏东坡的“尚思为国戍轮台”，这些诗里提到的“轮台”是一个地方吗？老先生本来一直昏昏欲睡，听到这个提问一下子来了精神，对我说：“孺子可教，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轮台古今考》，我送你一本书，你看了就知道了！”
后来知道了，很多古诗，尤其是塞外诗都提到过轮台，不过那些诗里提到的轮台往往不在同一个地方。比如，汉朝时说的轮台和唐朝指的轮台就不同，汉轮台在天山之南，唐轮台在天山之北。此外，后来还有清朝以后的轮台以及泛指西域轮台的不同分类。苏先生所赠那本收录了《轮台古今考》的书至今还在我家里。
那一次提问之后，我对苏先生也更为景仰了，他也觉得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年轻人。后来我又发现苏先生还有过人之处—饭量。别看老先生年近八旬，可他的饭量可不比我们这帮年轻人差。那时我一顿能吃一大盘“拉条子”（新疆人对“过油拌面”的俗称），特别饿的时候吃完了能再加一点儿，但苏先生每次吃完一大盘后都要再加一小碗。
在新疆，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他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叫张彤，徐州人，比我大几岁，但酒量比我大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导演拍电视纪录片的水平恐怕真的很一般，但是他对新疆那块土地却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深沉的热爱。后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我刚去摄制组的时候，张导对新疆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表现出来的向往和痴迷，让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甚至觉得有些神神道道的。但在结束了新疆的拍摄后，我就完全能够理解他了，我甚至觉得，我对新疆的热爱可能已经超过了他。所以，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热爱新疆的同路人。
我对新疆的感觉之所以前后会差得那么大，完全是因为那块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太迷人太让人震撼了，那种震撼，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永远无法深切感受到的—它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有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千米，占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乌鲁木齐大概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几十个各具鲜明特色的民族生活在一起，在那三个月里我目睹并感受到的各种民族文化的交融、历史渊源的传承以及各种罕见地貌的壮美，都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拍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不同民族的当地人，可以说，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和他们真正地生活在了一起—那年的中秋节，我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与克里雅人一起过的。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其他民族的群体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用心去感受养育他们的山水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这不是一个旅游者去新疆玩儿上十天半个月便能够体会和收获的。即便是我自己，即使现在再去一次，不论以什么方式再去，也不可能有和当年相同的感受了。
余秋雨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个文人要想和某一片山水有灵魂上的接触，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从新疆回来之后，我从心底里认同这句话了。
我曾经去过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它的历史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也没能带给我像新疆那样的感受。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希腊和新疆没什么可比性，那就说九寨沟、黄山吧，那里的山水美不胜收，但和新疆比，它们在我的心里仍然缺少些能触动心弦的东西。
我甚至坚定地认为，我对新疆的热爱中有某种宿命的东西，它在我的骨子里，不为人知，也很难被表达，那是一种前世今生的感觉。一九九四年七月初的一天，我从乌鲁木齐火车站出来，看到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远处是起伏的山脉，近处是黄色低矮的一片片房屋，我就突如其来有一种灵魂被一击而出的感觉，没有任何原因。
喀纳斯。
初到新疆，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和赞叹，在茫茫戈壁上看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那是我过去只在小说和诗歌里想象过的意境。到新疆半个月后，我们出发到喀纳斯湖拍大红鱼，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拍摄如此奇幻的题材。
很多旅游爱好者应该都听说过，喀纳斯湖出现过一种体形巨大的鱼的传说，当地人管它叫大红鱼。关于大红鱼的故事流传甚广，几十年来，无数科考队的专业人员，带着专业设备，带着揭开“喀纳斯大红鱼神秘面纱”的梦想来到喀纳斯，但他们在湖边守候了很久，结果都是无功而返，谁也没有揭开过大红鱼的真面目。和那些专业科考人员比起来，我们就像一帮草寇，虽然只有电视台的摄录设备，但还是带着无限的期待，去到喀纳斯湖。我们很清楚，对于《西域风情》这部纪录片来说，记录关于喀纳斯湖大红鱼的传说是不可缺少的章节，我们只是需要记录一个行程，记录这里的人们关于大红鱼的讲述，我们并没有期待能真的拍到大红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新疆的开放程度还很低，旅游业也并不发达，听说过喀纳斯湖的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要上喀纳斯，头一天必须住到布尔津县。我们在县委招待所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喀纳斯进发了。我记得从我们住的招待所到喀纳斯，直线距离大约是九十多千米，没想到的是，那一路足足开了十一个钟头。我们当时开着的是两辆丰田4500越野车，车是好车不说，两个司机也很厉害。他们都是中科院新疆分院的老驾驶员，一个叫刘新生，一路上跟我关系特别好，另一个叫余建设，都四十多岁了，都是有近二十年驾龄的老司机，其中老余当年还给彭加木开过车。
一九八〇年，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时意外失踪，留下了很多版本的神秘传说，吸引很多人去追寻真相，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疆还有“寻找彭加木”的科考活动，只不过后来那些活动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了。一路上，我们一没事儿就逗老余，问他是怎么把彭加木给弄丢的，老余每次都特别气愤地说：“我说过一百遍了，我是给彭加木开过车，但彭加木丢的那次不是我开的车，他的失踪跟我没关系！”
在新疆给我们开车的这两个司机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牛的司机，不仅车开得好，还会修车，而且作为科学院的司机，经常给各种科考队开车，他们也具备了野外科考的各种能力。比如，晚上需要在哪里宿营，露营地有没有可能发生雪崩，会不会发生泥石流，车怎么停才安全，一路上哪些野生菌类是可以食用的，什么样的云出现了就会变天等，都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意识和常识。对他们来说，除了发动机坏了没办法修，路途中发生什么问题他们都能搞定。而且一路上听他们讲各种见闻，对我来说也是很开眼界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经历。但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