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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辛西娅说：“谢谢你。你不用再说什么了。我们自己会离开的。”我们走出了福勒夫妇的住宅。
我们坐上车离开了贝萨尼山。我说：“有时盲目的一击也能中的。”
辛西娅说：“但这不是毫无目的的。我是说现在一切都合乎逻辑，与我们了解的事实和人的性格都很相符。”
“对。你干得不错。”
“谢谢，这是你设计安排的。”
一点没错，所以我说：“对，是我。”
“我不喜欢男人过于谦虚或谦让。”
“很好。你说得没错。”我说，“你认为是福勒上校让她讲实话的，还是她自己决定的？”
辛西娅想了一会儿，说：“我想福勒上校一定知道对此事我们有所了解。他告诉他妻子我们问什么她答什么，要毫不保留，坦诚直言。”
“对。同时福勒夫人也是他的证人。他们到那儿时，安已经死了，所以并不是他杀的。”
“没错。我相信她。我不相信是福勒杀了安。”
我们朝基地中心驶去。一路上我们都陷入了沉思，没有说话。
到达博蒙特庄园时，时间还早，但我们决定打破预定的时间，现在就去见坎贝尔夫人。于是我们朝大门走去。门口的宪兵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替我们按响了门铃。
很幸运，开门的人是年轻、英俊的埃尔比中尉。他对我们说：“你们提前了10分钟。”
埃尔比戴着步兵军官的勋章，勋章上是两杆交叉的步枪。虽然从军服上看不出他曾上过前线，但我很尊重他在步兵中的地位和他的军衔。
我对他说：“我们可以离开，一会儿再回来，但或许我们也可以先同你谈几分钟。”
埃尔比看上去很随和，领我们进了等候室。在坐下之前，我对辛西娅说：“你不想去方便一下吗？”
“什么？噢……对。”
埃尔比指着说：“洗手间在休息室左边。”
“谢谢。”她走开了。
我对埃尔比说：“中尉，我知道你曾同坎贝尔上尉约会过。”
埃尔比盯着我看了看，说：“对。”
“你知道她也同韦斯约会吗？”
他点点头。从他的表情上我可以看出，这对他来说仍然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我当然能理解这一点——一个英俊的年轻军官同一个算不上英俊的平民、一个讨厌的警察一起争他上司的女儿。我问道：“你爱她吗？”
“我不想回答。”
“你已经回答了。你的目的正当吗？”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你不是来同坎贝尔夫人谈话的吗？”
“我们来早了。这么说你认识韦斯。你还听到过其他的谣传——安还同基地里的已婚军官约会的事吗？”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看来他是没听到过那些话。我想他也不知道地下室的那间屋子。
我又问道：“将军赞同你跟他女儿的关系吗？”
“赞同。我必须回答你这个问题吗？”
“嗯，3天前你可以不回答，还可以让我们滚，几天后，你可以说出同样的话，但现在你必须回答。下一个问题是，坎贝尔夫人也赞同吗？”
“对。”
“你同安·坎贝尔讨论过婚事吗？”
“讨论过。”
“你说说吧，中尉。”
“好吧……我知道她同那个叫韦斯的家伙有关系，我……很苦恼……还不只是……我是说……她告诉我……她得征得父母的同意，等将军同意为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布订婚了。”
“我明白了。你同将军谈过此事吗？”
“对，谈过。就在几周前。将军看上去很高兴，不过他让我认真考虑一个月。他说他女儿是个非常任性的姑娘。”
“我知道。接着就是你最近接到命令要去亚洲某地。”
他看了看我，有点吃惊：“对……是关岛。”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但是忍住了。虽然他职位比我高，可他的年龄可以做我儿子。我把手放在他肩上，说：“中尉，对安·坎贝尔来说，认识你可以说是最好的事了，但一切都晚了。你陷入了将军和安之间的权力之争，他们把你搞得团团转，你潜意识里了解这些。继续你的生活和工作吧，中尉，下次你再考虑婚事时，先吃两片阿斯匹林，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等待那种感觉的到来。”
不巧的是，这时辛西娅回来了，还冲我做了一个怪样。
埃尔比看上去很慌乱，好像被激怒了，但有些事在他脑子里吻合在一起了。他看了看表说：“坎贝尔夫人可以见你们了。”
我们跟着埃尔比走进门厅。他带我们走进一间朝南的维多利亚式宽敞客厅。
坎贝尔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们朝她走过去。她穿了一套式样简单的黑衣服。我走近时，能看出她女儿同她的相象之处。坎贝尔夫人60岁左右，虽然已经过了漂亮的年龄，但却变得很迷人。至少再过10年，人们才会用一种平静冷漠的口气说：“她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人。”
辛西娅先向坎贝尔夫人伸出了手，并说了些安慰的话，我也这样做了。坎贝尔夫人说：“你们请坐吧。”她走向窗边的双人沙发。我们落座后，她将沙发转了一下对着我们。我们中间有张小圆桌，桌上摆着几瓶酒，还有杯子。坎贝尔夫人在喝茶，却问我们：“你们喝雪利还是波特酒？”
实际上，我想喝酒，但不是雪利和波特酒所能满足的，因此我没要。辛西娅说她要雪利酒。坎贝尔夫人给她倒了一杯。
我惊奇地发现，坎贝尔夫人说话带南方口音。我一下想起海湾战争时曾在电视上看见过她。他们是多么完美的一对政治伉俪：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坚如磐石的将军和一位来自南方的有教养的夫人。
辛西娅谈了些轻松的话题，坎贝尔夫人一直显得很悲伤，直到谈话结束。原来，坎贝尔夫人是南卡罗来纳州人，是一位军官的女儿，琼·坎贝尔，她的名字，象征着南方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想起了福勒上校对她的评价，文雅、迷人、高贵，我又加上忠实和坚强。
我意识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但辛西娅好像并不急于问那些讨厌的问题。我猜想她一定是觉得时机未到，要么是还未消除紧张情绪，因此我没有责备她。这时辛西娅说：“我想福勒上校和夫人一定在我们到这儿之前给您打了电话。”
说得好，辛西娅。
坎贝尔夫人放下茶杯回答，语调同她先前谈话时一样平静：“对，是福勒夫人打来的。我非常高兴她有机会同你们谈，她原先是那么心烦意乱，现在好多了。”
“对，”辛西娅说，“通常是这样的。您知道，坎贝尔夫人，我接的案子大部分是强奸方面的。我可以告诉您，当我开始向那些知情人提问时，他们总感到紧张，好像人人都上满了发条，但一旦有一个人先开口，气氛就会开始轻松下来。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辛西娅总是说一旦打破沉默，人人都会争着当证人，录口供，拼命摆脱嫌疑犯的干系。
辛西娅对坎贝尔夫人说：“我和布伦纳先生从福勒夫人那儿，还从其他的渠道得知将军曾在午夜后接到过安的一个电话，让他去步枪射击场见她，或许有什么事情要谈。对吗？”
辛西娅，真是个绝妙的猜想。
坎贝尔夫人说：“1点45分左右，我们床边的红色电话机响了。将军立刻拿起了话筒。我也醒了。他听电话时，我一直看着他。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挂断了，接着他下了床，开始穿衣服。对于半夜打来的电话我从来不问，但他总会告诉我他要去哪儿以及估计何时能回来。”她笑笑说，“自从我们来到哈德雷堡就很少接到这种午夜打来的电话了。在欧洲时，半夜电话一响，他就会飞快地下床，抓起公事包，到华盛顿、东德边境或其他什么地方去了。但他总会告诉我……这次他只说一小时左右回来。他穿上便服走了。我看着他把车开走，注意到他用的是我的车。”
“是种什么牌子的车，夫人？”
“别克车。”
辛西娅点点头说：“大约4点或4点半将军回来后告诉了你发生的一切。”
坎贝尔夫人凝视着空中。我第一次有机会去仔细端详这张疲惫、忧伤的母亲的脸，可以想象这些年来她所遭受的痛苦。当然，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不可能赞同一个丈夫和父亲以大局利益、事业的进步和创造积极的公众形象为名对他们的女儿所做的一切。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一定是已经接受了这一切，听之任之了。
辛西娅提示道：“您丈夫是4点半左右回的家。”
“对……我在等他……在前面的那个房间。他走进门以后，我知道我女儿死了。”她站了起来，“这就是我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