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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辛西娅站了起来。我说：“谢谢您，将军。”我和他握了握手，说：“请允许我再次向您和您的家庭表达我深切的同情。”
他握了握辛西娅的手，也许只是我的想象吧，他好像握了好久，而且盯着她的眼睛看着她，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会尽最大努力的。我女儿要是活着肯定会喜欢你的。她向来喜欢自信的女人。”
“谢谢您，将军，”辛西娅回答说，“请相信，我会尽最大努力的。请您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慰问。”
我们身后的门开了，福勒上校送我们穿过大厅向前门走去。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办案的能力很强。但我有个要求，在你逮捕罪犯之前，请先通知我。”
“如果您希望这样，我会通知您的。”
他看了看辛西娅，说：“如果你改变主意想要那30天公假，请告诉我。若不改变主意，请和我保持联系。布伦纳先生看起来像那种工作专心致志的人，他会把礼仪都忘得一干二净。”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说，“请尽快给我们安排与坎贝尔将军及夫人的正式谈话，至少要一小时，另外，如果您有什么重要发现，请给宾兵司令部大楼我们的办公室打电话联系。”
他打开门，我们俩走了出去，还没等他关门，我又转过身去对他说：“对了，我们在坎贝尔上尉的录音电话机里听到了您打给她的电话。”
“哦，是的。现在看来已经有点荒唐了。”
“您是什么时间打那个电话的，上校？”
“大约8点吧。将军和夫人准备7点等女儿回家吃早点。”
“您从哪儿打的电话，长官？”
“我当时在上班——是从司令部打的。”
“您是否在司令部转了转，看坎贝尔上尉是否还没下班？”
“没有……我只是想，她可能忘了吃饭的事，就直接回她的住所了。”他补充说：“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明白了。那您没去停车场看看有没有她的车？”
“没有……我想我应该去看看。”
我又问他：“是谁详细告诉您坎贝尔上尉死亡的情况的？”
“是宪兵司令在电话上告诉我的。”
“说的是找到她时的情形，对吗？”
“对。”
“这么说，您和坎贝尔将军都知道，她是被捆住，勒死，然后被奸污的，是吗？”
“是的。还有别的事情我们应该知道吗？”
“没有了，长官。”我问他：“您下班后我怎么跟您联系？”
“我住在基地里的军官住宅区——贝萨尼山。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从这儿往南，在去射击场的路上。”
“是的。基地电话号码簿里有我的电话号码。”
“谢谢您，上校。”
“再见，布伦纳先生，森布尔小姐。”
他关上了门，我和辛西娅向她的汽车走去。她问我：“你觉得福勒这个人怎么样？”
“不像他对自己估价得那么高。”
“他实际上有点显示大人物的派头，某些方面很有些自负。我猜想他可能像他给人的印象一样是个冷静、温和，做事高效率的人。”
“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忠心只是对将军一个人的。因为他的命运和将军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将军得势，他才可能得到那颗银星。”
“就是说，他为了保护将军宁愿说谎。”
“说得对。其实，关于他给安的住所打电话的事，他已经说了谎。我们是8点前到那儿的，那时候电话机里已有了那个录音。”
辛西娅点了点头，说：“这个我知道。他打电话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再加一个嫌疑犯。”我说。
第14章
辛西娅问我：“还去心理训练学校吗？”
我看了看我那块民用表，已经是下午5点50分了，“欢乐时光”又要开始了。我说：“不去了。送我去军官俱乐部。”
我们的车向军官俱乐部驶去。军官俱乐部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没有基地那么繁忙吵闹，又离基地很近，所以很方便。
辛西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对坎贝尔将军有什么看法？”
我思考了片刻。听到人死的消息后，尽快掌握死者的朋友。亲人和同事对死者的反应是相当重要的。我已经破过不少凶杀案，有些就是看谁的反应不正常，便顺藤摸瓜追下去而破案的。我对辛西娅说：“他没有一般父母听到孩子死去噩耗时的那种悲伤和绝望。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就是他。”
她不解地问：“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是一个军人，一个英雄，一个高级将领。地位越高，人情味就越淡。”
“可能吧。”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考虑到安·坎贝尔是怎样死的……嗯，是怎样被找到的……我觉得她父亲不会是凶手。”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死的，也不知道她死的时候是穿着衣服还是没穿，因为事情往往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一个聪明的凶手，能让你只看到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保罗，我还是不能相信他会亲手把亲生女儿勒死。”
“当然这种事不同寻常，但也并非闻所未闻。”我接着说，“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知道她在性生活上的那些丑事后，也会大发雷霆的。”
“但你再大发雷霆，也不至于对亲生女儿起杀心啊。”
“我是不会，但谁敢保证呢？我只是在论证一下杀人的动机而已。”
我们在军官俱乐部前停了下来。我打开车门对辛西娅说：“你要不是穿着这身衣服，我就请你吃晚饭了。”
“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回去换，除非你想一个人吃饭。”
“我在小餐厅等你。”说完我下了车。她开着车走了。
我走进俱乐部时，扩音喇叭里正放着退兵的号声。我来到俱乐部干事的办公室，出示了犯罪调查处的证件，要了本电话号码簿。因为查尔斯·穆尔上校家的电话号码不在基地电话号码簿里，所以我只好拨通了心理训练学校。当时已经是晚上6点过一点儿了，但不必担心没人值班，这就是部队的一大优点。一位值班中士接了电话，并帮我接通了查尔斯·穆尔办公室，只听有人说：“我是查尔斯·穆尔上校。”
“穆尔上校，我是一级准尉布伦纳，是《军队时报》的记者。”
“啊……”
“我想跟您谈谈坎贝尔上尉被害的事情。”
“可以……啊，上帝啊，太可怕了……那真是一场悲剧啊！”
“是的，长官。我能问您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啊……我曾是坎贝尔上尉的顶头上司。”
“是的，长官，这我知道。上校，您现在是否方便到军官俱乐部来见我？请放心，不会超过10分钟的，除非您让我感兴趣，上校。”
“这个……”
“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我至少要和她的上司谈谈。”
“当然。在哪儿——？”
“在小餐厅。我穿一件蓝色西装。谢谢您，上校。”我挂断了电话。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如果他们不想和警方谈话就可以不谈，但他们对新闻界却不知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种义务而必须去谈。尽管如此，我今天大部分时间的身份是犯罪调查处的布伦纳，而现在要再隐瞒身份真令人难以忍受。
我又把那本米德兰的电话号码簿拿过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查尔斯·穆尔和安住在同一个花园公寓区。虽然维多利花园通常不是上校军官选择的住所，但这事也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许因为他欠了债，也许他作为一名神经科医生，从不在乎在停车场碰到上尉和中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住得离安·坎贝尔近些。
我快速记下了穆尔上校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辛西娅的电话。她刚进门。我对她说：“穆尔上校一会儿来见我们。记住我们是《军队时报》的记者。还有，看看能否在你那儿给我找个房间，因为现在亚德利肯定安排了人巡逻，我不能回‘低语松林’了。请你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下车，帮我买一支牙膏、一把刮胡刀，还有一条中号短裤、一双袜子。可能还要一件衬衫，15号领子。别忘了给你自己带双跑鞋，我们过会儿去射击场时好穿。再带只手电筒，好吗？辛西娅？喂？”
可能是线路接触不好吧。我挂断电话来到楼下的小餐厅。这儿虽然不像那间大餐厅那样正规，但却马上可以吃到东西。我要了一杯啤酒、一些土豆条和果仁，一边吃喝一边听着周围人的谈话。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安·坎贝尔，谈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儿毕竟是军官俱乐部。米德兰的酒吧里肯定也正谈着同一个话题，只不过在那儿谈起来就可以放肆多了。
我看到一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