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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一些个人的考虑。”
“你们两人在这个案子了结之前都不许谈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把你那个怪诞的重演方案跟她讲了吗？”
“那是你的事。”卡尔·古斯塔尔挂断了电话。我坐了一会儿，考虑起自己的选择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执行任务，二是辞职。实际上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可以随时提出辞职，仍可得到一半的薪水，而且从此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结束军事生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拣一些比较安全的案子去办，慢慢地自然也就隐退了。也有一些军官在军队里工作得时间过长，又没自动隐退，就被悄悄地辞退了。只有少数人能带着一身荣耀隐退。再就是那些为了最后时刻的那份荣耀而奔命的人，结果却不小心闯进了火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时机。
抛开事业上的考虑，我如果从这个案子中退出来，那它会永远使我不得安宁。现在真是进退两难，其实如果卡尔让我放弃此案的侦破工作，我还不知道自己会说或者会做什么呢。卡尔就是这样一个专门和人对着干的家伙，因为我说不接这个案子，结果这个案子还是归了我。我说了不要辛西娅参加，辛西娅也成了我的搭档。卡尔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的新办公桌上放着安·坎贝尔上尉的个人简历和病历。我先翻看了一下个人简历，因为它包括了一个战士的军事生涯，肯定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性。简历是按年代顺序写的，安·坎贝尔是12年前进西点军校学习的，毕业时属于班级前10％的学生，所以按规定她能享受30天的假期。之后，接她自己的要求，她被分配到了亚利桑纳州的瓦兵卡堡，担任军事情报官员训练课程，后来又在乔治城读了研究生，取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她申请读了实用性课程心理战术。她先在布莱格堡的肯尼迪特种战术学校完成了所有必修课，参加了第4心理训练队，又从那儿去了德国，后来又回到布莱格堡，再后来去了海湾，进了五角大楼，最后到了哈德雷堡。
她的工作效率报告一看就非同一般，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找到她的智商测验结果，她是属于军队里的2％的天才之列。从我过去的经历中得知，这2％的天才一般都是杀人案中的嫌疑犯，一般说来，天才对那些招惹了自己或者妨碍自己的人都不能容忍，而且总以为他们不必遵守那些人们都遵守的法规。这些人经常不愉快而且缺乏耐心，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反社会的人，有时候还可能心理变态。心理变态者常把自己看成法官或者陪审团成员，或者刽子手。他们到了这一步也就到了和我打交道的时候了。
可是现在，我正研究的这个天才不是杀人犯，却是被害者，也许这个事实在本案中毫无意义。但是直觉告诉我，安·坎贝尔被害之前肯定伤害过别人。
我直接把她的病历翻到了最后一面，因为如果有精神方面的记录，肯定会写在那儿。我果然找到了一份心理分析报告，是她进西点军校体检时的记录。报告上写着：
此人目的性很明确，很聪明，适应力强。从两小时的面谈和测试结果中看不出有专横的表现，也没有幻觉紊乱、情绪紊乱、渴望紊乱、性格紊乱和性紊乱的迹象。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写着，没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会妨碍她完成美国军事学院的课程。安·坎贝尔是个很正常的18岁美国姑娘。不管这话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意味着什么，总之，一切正常。
但心理病历中还有几页报告，写得很短，时间是在她上军校三年级下半学年期间。当时，她被命令去做心理检查。是谁下的命令和命令的原因都没有记录。心理医生韦尔斯写道：
军校学员坎贝尔被推荐来此进行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分析。她说：“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她不合作，但还没达到要我向她的上司报告的程度。在每次大约两小时的四次谈话中，她都反复强调说她只是太累了，体力训练和学术训练压力太大，又担心考试成绩，总之是疲劳过度。这些对于一二年级的军校学员来说，是很普通的事，但对三年级的学员来说就很少见了。我问她，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说爱情纠葛或家庭问题，那也会导致这种疲劳和压力感。她向我保证，家里都很好，她本人在本地或其他地方也没有爱情纠葛。
我看得出她的体重明显偏低，而且注意力明显不集中。总而言之，一副很压抑、很忧虑的样子。在谈话期间，她哭过几次，但每一次都很快地控制住了，并向我道了歉。
有好几次，她差点说出一些超越了一般军校学生所能说出的抱怨词语，但每次没等讲出就停住了。有一次，她说：“我去不去上课都无所谓，我在这儿干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他们总得让我毕业。”我问她那是不是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她回答说：“不是的。因为我帮了他们的忙。”
我问她帮了什么忙？“他们”又是谁？她只回答说：“那些老家伙。”其他问题都没有回答。
我相信我们的谈话到该出结果的时候了，可是她的上司却给她安排了另外的约见，我们的谈话则无缘无故地被取消了。我不知道这位上司的名字。
我认为，坎贝尔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治疗，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制性的。不然，应该由一个精神分析小组，来诊断是否需要对她进行隔离治疗。我是认为应该对她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分析。
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报告，有些纳闷，为什么一个很正常的18岁妙龄少女到了20岁就变得忧郁低沉？当然可以用军队生活的纪律森严去解释，但韦尔斯医生显然是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我从头到尾翻阅了这些档案，正准备合上时，忽然看到一张小纸条夹在里面，上面有几行手写的字：与魔鬼搏斗的人应当留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不要变成魔鬼。当你长久地看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看着你。——尼采。
这张纸条放在这儿做什么，我不清楚。但它放在一个战争心理学军官的档案里是非常合适的。在犯罪调查处官员的档案中也该放上一张这样的纸条。
第09章
我再也不需要，也不想当富兰克林·怀特中士了，尤其是每当我看到一个趾高气扬的中尉都得行礼的时候，就更不想当了。我步行了半英里到步兵训练大队取回了我的卡车，然后到“低语松林”去换便装。
做事先得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我离开了步兵训练大队，驶上了高速公路。到“低语松林”有20分钟的路程，在此期间我把军械库的事，从开始到接到肯特的电话的整个过程回忆了一遍，并在脑子里勾画出了一份卡尔要的书面报告：
除了我们在电话里谈到的，还有一点，将军的女儿是个婊子，一个很不一般的婊子。我简直无法忘记她。如果是我疯狂地爱上她却发现她和谁都上床的话，我也会杀了她。然而杀死她的家伙会得到惩罚的。谢谢你派给我这个案子。（签名）布伦纳
这份报告可能需要略加修改，因为人都会对别人说谎，对外界伪装，但我认为起码应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即承认自己对问题的实际感觉。
想到这儿，我想起了辛西娅。我无法忘掉她。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看见她的脸，听见她的声音，所以此时很想她。这预示着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性的吸引，或者，天哪，是爱。这可不好了，不仅仅因为我对此还没有丝毫准备，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况且，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桩奸杀案呢。处理这类案子必须全力以赴，别无旁顾。而辛西娅这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又会说我冷淡无情，玩世不恭。我当然不能承认，因为我也懂得感情，懂得爱，懂得温暖。去年在布鲁塞尔时我就是这个样子，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呢？不管怎么说，处理奸杀案就是需要全力以赴。
我在前方看见了两棵光秃秃的松树，上面钉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低语松林。我把车停好，慢慢地向我那间铝皮屋走去。我喜欢这种建在森林中的乡间住宅，虽然寒酸点，但前门廊有一把转椅，放上一坛爆米花，我也就满足了。
我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想仔细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脚印，窗户是否开着，其他人有没有来过。我绕到门口，查看了我放在门和门框之间的用细线粘成的绳子。这不是因为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侦探回到家被人当头一棒，而是因为我在步兵营里呆过5年，其中一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