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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和吴振铎相视摇着头笑了起来。
“在里头，我们都练就了一套防身术的，”吕芳笑叹道，“刘伟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对了！‘金钟罩铁布衫’！神童真是个宝贝。”
“你的咖啡凉了，我再去温些热的来。”吴振铎起身拿起银亚。
“够了，不能再喝，”吕芳止住他道，“再喝今晚真要失眠了。”
“吕芳，你出来后，检查过身体么？健康情形如何？”吴振铎关注地问道。
“我一直有高血压毛病，前两个月还住过院。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有点衰弱。”
“你的心脏也不好么？”
“全靠得了病，”吕芳笑道，“才请准退休，设法出来。我向我们组织申请了四年，才申请到许可证。”
“吕芳，你现在——生活还好么？”吴振铎试探着问道。
“我现在跟我姐姐住在一起，是她申请我出来的，她对我很照顾，”吕芳说着，低下头去看了一看手表，沉吟了一下，说道，“振铎，今天我来，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可以么？”
“当然可以！”吴振铎赶紧应道。
“你能不能借给我两千块钱——”
吴振铎正要开腔，吕芳却忙阻止他道：
“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答应让我以后还给你，等我身体好些，也许再找些学生，教教钢琴什么的，慢慢凑出来。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借了。”
“好的。”吴振铎迟疑着应道，他立起了身来，走到客厅一角大写字台前，捻亮台灯坐下，他打开抽屉，取出了支票簿，写了一张两千块的支票，他又拿出一只蓝信封，把支票套进里面，才拿去递给吕芳。
“谢谢，振铎。”吕芳也立起身来，接过信封，随手塞进了衣袋里。
“吕芳——”
吕芳径自走向大门，吴振铎赶紧跟了过去。
“我的大衣呢？”吕芳走到门口，回头向吴振铎笑道。
吴振铎从壁橱里，把吕芳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取了出来，替吕芳披上，他双手轻轻地按到了吕芳的肩上。
“吕芳，”吴振铎低声唤道，“我在RussianTearoom订了一个座。我请你去吃顿晚饭好么？那家白俄餐馆的菜还不错，地方也优雅，我们再好好谈谈，这次见面，真是难得。”
“不了，振铎，”吕芳回转身来，一面扣上大衣，“今天也谈够了。而且我还跟我姐姐约好，一块儿吃饭的，就在这里转过去，百老汇上一家中国餐馆。”
“吕芳，要是你早跟我联络上就好了，让我来医治你，你到我楼下诊所来好么？我替你彻底检查一次。”
“振锋——”吕芳垂下了头去，幽幽说道，“其实一年前，我一到纽约就查到你的地址了。”
“噢，吕芳！”
“老实跟你说吧，振铎，”吕芳抬起头来，脸上微微地抽搐着，“本来我是不打算再跟你见面了的，这次回到纽约，什么老朋友也没有去找，只想静静地度过余生。我实在需要安静，需要休息，可是身子又偏偏不争气，病倒在医院里，用了一大笔钱，都是我姐姐垫的，她的环境，也并不很好，我不想拖累她，所以只好来麻烦你。”
“吕芳！”
“我现在生活很满足，真的很满足，我在里头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又回到了纽约来。振铎，我并没有你想像那样勇敢，有两三次，我差点撑不下去了。可是——我怕死在那个地方，看到高宗汉那种下场，在自己的国家里，死无葬身之地，实在寒透了心。”
吴振铎送吕芳走出枫丹白露大厦，外面已经暮霭苍茫了；中央公园四周高耸入云的摩大大楼，万家灯火，早已盏盏燃起，迎面一阵暮风，凛凛地侵袭过来，冷得吴振铎不由得缩起脖子，连连打了两个寒噤，他下楼时，忘记把外衣穿上了。吕芳将大衣领子翻起，从大衣口袋中拿出一块黑纱头巾把头包了起来。
“吕芳——”
中央公园西边大道上，七八点钟的人潮汹涌起来，吕芳那袭飘飘曳曳的深灰大衣，转瞬就让那一大群金黄奶白各色秋褛淹没了，吴振铎在曼哈顿那堆瑰的夜色里，仁立了很久，直到他脸上给冻得发了疼，才转身折回枫丹白露大厦。
“外面冷呵，吴医生。”穿着红色制服的守门黑人替吴振铎打开了大厦的玻璃大门。
“谢谢你，乔治，”吴振铎说道，他搓着双手，“真的，外面真的很冷。”
《八方》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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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渡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旧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墙，框子也新换过了，是银灰色，铝质的。几十年来无论大伯到哪里，他一直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