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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微笑着点点头说：“当然行啦！”
“我到火车站去接他，”我说，“在晚饭前，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我还略带夸张地补充一句：“我哥哥是清白的！”
“那当然最好了。”潘微笑着说。
我在车站等候火车的到达，这会儿已是黄昏时分。我心中为阿迪和潘难过，只是伤感中又夹杂有沾沾自喜的成分——以前都是阿迪帮我渡难关，现在终于轮到我来帮他了。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衬衣上的口红，很晚回家还半夜打电话，额外的多花钱等等，我还是认为阿迪基本上是清白的，最糟的情况也只会是某个少女的死活纠缠，以致造成他的堡垒被攻破一个缺口，即使是这样，我仍然无法相信他的不忠。阿迪对女性有如此的吸引力是我望尘莫及的，对于这一点，我一向都很嫉妒，现在倒多了一层可怜他的感情，为此还引发了我一个感慨：形象丑陋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阿迪下火车后见到我时，并不显得吃惊，这种我没有事先约好就去看他，还去车站接他的事我以前已干过好多次。我每次这样做都很有点自鸣得意，因为他总是很高兴见到我在等他。今天我仔细观察他，发现他不像以往见到我时那么高兴。
“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他问我，但还是微笑着和我拥抱。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的微笑很甜蜜，很特别，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这么微笑了，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我是来帮你渡过难关的，”我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潘终于抓住你的把柄了。”
他笑出声来说：“天啊，又是老调重弹。”潘的嫉妒一向是我们之间的笑料。
“是的，”我说，“很晚才回家，半夜打电话，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你衬衣上的口红。”我这时的心情很轻松，因为和阿迪一交谈，我就已经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但是阿迪突然在火车站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他的脸上露出倦容。我站在他身旁，心里开始觉得不对劲。阿迪抬起头来望着我，我看见他脸上带有一种奇异的可怜的神情。
“别担心，”我安慰他说，“我会把事情平息下去的。”
他试图微笑，说：“魔法师墨林，你最好还是把魔帽戴上，至少先坐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烟瘾也越来越大了。我在他身边坐下来，心里暗暗思忖这回可是真的糟了，同时开始绞尽脑汁设想如何在他和潘之间充当和事佬。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既不想对她撒谎，也不想让阿迪对她撒谎。
“我并没有对潘不忠，”阿迪说，“我想对你说的仅此而已。”
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他从来不对我说谎，所以我立刻舒了一口气对他说：“我相信你，但你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要不然她都快气疯了，她是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的。”
“如果要告诉潘，我就得先告诉你，”阿迪说，“这可是你最不想听的。”
“那么就先告诉我吧，”我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对我从来都是有话必说，说了又有什么关系？”
阿迪把烟头扔到石块和水泥砌成的站台上，说了一声“好吧”，然后就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小时候相依为命，每当他要安慰我的时候，总是先做这一个动作。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别打岔。”他说。
“好的。”我说，忽然感到脸上发烧，我无法估计他将会说出些什么话来。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设法寻找我们的妈妈，”阿迪说，“她是谁？在哪里？我们是哪里人？这些问题一直苦苦缠着我，一个月前我终于找到了她。”
我一下子站起来，从他手中把手臂抽回来。阿迪也站起来，想再次抓住我的手臂，一边继续说：“她是个酒鬼，经常涂口红，样子还相当漂亮，但是她独身一人，很想见到你，她说她忍不住……”
我打断他的话，恨恨地说：“别说了，我不想听！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可是死也不会去见她的！”
“喂，话可不能这么说……”阿迪说着试图再次拉住我，但我挣脱了走到汽车旁边。阿迪随着我走过来，我们上了车，我开车送他回家。这时我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并且看到阿迪很沮丧，于是我对他说：“你最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
阿迪说：“我会说的。”
我在他家房前的汽车道上停了车。“你不进来吃晚饭了吗？”阿迪问我，他站在敞开的车窗边，再次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不了。”我回答他。
我目送着他走进屋里去，看他边走边把仍在草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召唤过去，和他们一起走进屋子，然后我才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走。看到别人变得焦虑不安时，我就会努力把自己克制得更加冷静。
回到家，从维丽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孩子们已经上床，她把晚饭留在厨房的餐桌上。我吃完饭后，她走到炉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和颈部，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喝咖啡，等待着我谈到那个话题。我还没开口，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潘要你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潘，她主要是因为把我弄得不愉快而表示歉意。我告诉她这没什么，顺便问她得知真相后心里的感觉是否好多了。她大笑着说：“天啊，我倒是情愿牵涉到他有女友的事。”潘的心情又开朗了，现在我们的位置反而倒过来了：今天早些时候是我同情她，在设法营救她这个濒于险境的人，而现在则是她来帮我渡过目前的情感险关了。她似乎觉得不公平，因此表示歉意，我告诉她别为我担心。
潘在进一步说下去的时候变得有点口吃起来：“墨林，关于你妈妈的事——你不是真的不愿意去见她吧？”
“阿迪相信我的话吗？”我问她。
“他说他早就估计到你会这样。”潘说，“本来，直到把你的态度软化之前，他是不准备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你的，都是因为我才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为了这，他很生我的气。”
我笑了，对她说：“你瞧，开始时，是你心里不好受，现在却轮到他心里难受了，还是让他难受好些，不过，他是真正受到伤害的一方。”
“那倒是，”潘说，“我也真心为你感到难过。”
“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轻松地说。潘表示理解，接着就挂了电话。
维丽在期待着我和她说这件事，所以一直都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
潘和阿迪都已经简要地把事情的概况告诉了她，也许阿迪还把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也向她说过了，因而她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掌握问题的要害。她和潘都是好人，不过她们都不了解我们从前的处境。她们的父母都曾经阻止并反对她们嫁给我们这些家谱不详的孤儿，我能够想象出来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些流传中的类似的故事是如何耸人听闻的：如果家族成员中有疯子怎么办？有退化现象怎么办？有黑人的血缘怎么办？有犹太人的怎么办？有新教徒的怎么办？……现在倒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在人们根本不需要它的时候自己冒出来了！我可以估计到潘和维丽对阿迪的这份浪漫主义都不会太高兴的——何苦去把失去多年联系的母亲挖出来呢！
“你想不想让她到家里来见见孩子们？”维丽问我。
“不想！”我回答得十分绝对。
维丽面有难色，而且带着害怕的神情。我非常了解她是在担心将来要是她的孩子也这样对待她，该如何是好？
“但她毕竟是你的妈妈，她一定生活得很不幸。”维丽不无忧虑地说。
“你知不知道‘孤儿’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我问她，“你有没有查过字典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一个被遗弃的、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动物。你需要用哪个定义来解释呢？”
“算了吧，别说了！”维丽说着站起来，她看来被我吓坏了，干脆走开去看看孩子们是否睡得安稳，然后回到我们的卧房。我听见她进了浴室以及铺床的声音。这大晚上，我和往日一样，看书和做笔记到深夜，上床时她已经睡熟了。
两个月后，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有一天，阿迪打电话告诉我，妈妈又一次失踪了。我们约好在市区碰头并吃顿饭，以便能单独聊聊，当着妻子的面我们无法谈论此事，好像让她们知道了会失去面子似的。阿迪显得很高兴，告诉我她留下了一张便条，还说她酗酒并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