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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我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但终于离开了，并且终于携家带口地离开了。
1984年4月23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唐官屯
虽然我在文章中，常常写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我背过各式各样的小手枪，甚至背过盒子炮，但那都是装饰性的，为了好看。我没有放过一次枪，所以带上这种玩意儿，连自卫防身都说不上，有时还招祸。有一次离开队伍，一个人骑自行车走路，就因为腰里有一把撸子，差一点没被身后的歹人暗算。
所以说，我参加过战争，只是在战争的环境里，生活和工作过。或者说在战争的外围，战争的后方，转游了那么十多年。
一九四八年初夏，我亲临了一次前线。那是解放战争中，青沧战役的攻取唐官屯战斗。我在抗日胜利后，回到了冀中区。区党委在一次会议中，号召作家们上前线，别人都没应声，我报了名。这并非由于我特别勇敢，或是觉悟比别人高。
是因为我脸皮薄，上级一提及作家，我首先沉不住气。
我从河间骑自行车到青县，在一个村庄找到了军部，那里有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认识的一位诗人，是军的宣传部长。他又介绍我去找旅部，并把我送出村外，走了很远。他对我说：
“你没有打过仗，到那里又没有熟人，自己要特别注意。
打起仗来，别人照顾不了你。”
他说得很恳切真诚，使我一直记得他当时的严肃神情和拳拳之意。
我到了旅部，旅政治部，有我在抗战学院时一个学生。这位学生，曾跟我在一个剧团里拉过胡琴。他向要去参加战斗的宣传科王科长介绍了我，要他在前方关照我。
第二天下午，王科长带着我参加了进攻唐官屯的战士行列。在路上，遇到一位也是来体验生活的同志，据说是茅盾的女婿，我和他一前一后走着。他牺牲在这次战斗里。
战斗开始后，王科长和我在唐官屯附近一个菜园里，菜园里有一间土屋，架有指挥部的电话。当战斗进行了十几分钟的时候，王科长带我去过河。河对岸的敌人碉堡，已经被摧毁。我不知道，战士们怎样过的河，很可能是涉水过去的。
我们却要在河边等待撑过来的一只大笸箩。我看到河边有几具战士的尸体，被帆布掩盖起来。这时有一发炮弹落到河边，我在沙地上翻滚了几下，然后上到笸箩里，到了对岸。
到了对岸，天已经黑下来，王科长带我进了街。街的那一头还在战斗，他把我安置在一家店铺，就到前面做他的工作去了。
我一个人在店铺黑洞洞的屋里，整整坐了一夜，听着稀稀拉拉的枪炮声。黎明时，王科长才回来，他告诉我已经开仓济贫，叫我去看看市民们领取粮食的场面。
不到中午，这次战争就算胜利结束了，我们来时过的那条河上，已经搭起了浮桥，我从上面走了回来。
在这次战斗中，我没有得到什么战利品，反倒丢失了一条皮带，还有原来挂在皮带上的一只小洋瓷碗，和一件毛背心。毛背心是用我年幼时一条大围巾，请一位女同志改织而成。这可能是遇到炮击时，我滚爬时失落的，也可能是丢在那家店铺里了。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那位王科长。他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脸上，流露着沉着机敏的神情。对我的负责照料，那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这次到前线，我只是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导。
当然，没有打过仗的人，也可以把战争写得很生动很热闹，就像舞台上的武打一样，虽然绝对不是古代战争的真相，却能按照程式演得火炽非常。但我从来不敢吹牛，我在这方面有多少感受。因为我太缺乏战斗经验了。
两年以后，当我搬家来天津的时候，一天夜晚，全家人宿在唐官屯村头一家破败的大车店里。我又见到了那条河，想起了那用大帆布蒙盖着的战士尸体。但天色已经很暗，远处的景物，就都看不清楚了。说实在的，那时我正在为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衣食操劳焦心，再没有心情去详细回忆既往，观察目前。我甚至没有兴致向家人提说，过去我曾经跟着军队，在这里打过仗，差一点没有炸死在河边上。第二天黎明，就又登程赶路了。
1984年5月2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病期经历
红十字医院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其实这是长期失眠，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康濯同志来天津看我，就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
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在天津的医院，胡乱看了几个月，中药西药吃得也不少，并不见效。那时王亢之同志管文教，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
为了静养，又从家里搬到睦南道招待所，住了几个月，也不见效。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被送进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这是一家新建的医院，设备很好，还有宽敞的庭院。经郭春原同志介绍，在该院任总务处长的董廷璧同志给我办了住院手续。董同志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他的很多同乡，包括郭春原同志，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我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的陈设很讲究，光线很充足，周围很安静。吃饭时，有护士端来，饭菜很好。护士坐在一边，看着我吃，一边不断地称赞铜蒸锅里的菜，做得如何好，叫我多吃些。
可惜我那时什么也吃不下。护士长还指着那些护士对我说：“喜欢谁，就叫谁陪你玩玩。”可惜我什么也不想玩。
每天晚上，叫我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带我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医院的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南方姑娘。都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敏捷，真像天使一般。每天晚上我睡下后，床头柜上有一盏蓝色灯光的小灯，灯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然而，我只能在吃过烈性的安眠药以后才得入睡。护士照顾我服药以后，还站在床边，给我做按摩，听着我呼吸匀称了，才轻轻地离去。其实，我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为我想尽了办法，又叫我去做体疗。每个病人拿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大家环成一个圈，走一阵就完事。我觉得有些好笑，如果我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我可能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
应该补叙，在这一时期，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为我帮忙。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李之琏同志，北京市委的张青季同志，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为我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会诊。丁玲同志那时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同志带信来看我，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我看病。后来，这位大夫终于到了我的病房。他主要是给我讲解，例如神经系统怎样容易得病呀，应该如何医治呀，第一信号、第二信号呀。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他是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教授的儿子。
他给我讲了两三次，然后叫我吃一种药。据说是一种兴奋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的。我吃过以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后来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我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
1984年5月7日
小汤山
我从北京红十字医院出来，就到北京附近的小汤山疗养院去。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来照顾我。
他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出了城，车在两旁都是高粱地的狭窄不平的公路上行驶。现在是七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