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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
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汽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他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
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
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
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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