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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抗战爆发以后，冀中平原沸腾了，人民揭竿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敌后武装斗争。孙犁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他选编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将他前几年学习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整理摘录出版。在《冀中导报》上，孙犁又发表了《鲁迅论》。这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通过孙犁得到宣传和发扬。
除了用笔参加战斗，孙犁在冀中根据地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他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当教员，主讲抗战文艺，并受院长杨秀峰委托为学院写了校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孙犁还带领剧团，串乡演出。不久，他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来到边区机关的所在地阜平，当了记者。阜平山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常常食不得饱。孙犁后来回忆说：“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孙犁还说：“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吴召儿》·《孙犁文集》第一卷）
在晋察冀，孙犁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可歌可泣，壮丽火热的斗争，成为他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
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发表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正如孙犁自己所说的，这些作品“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这些作品向人们展示的是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所见所闻中人间最善良、最美好的东西。
孙犁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在这五十余年的文字生涯中，他曾停笔达二十年之久。1955年以前，是他创作的前期，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他创作的后期。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后期则以散文为主。前期的散文大都写他自己的经历，个人的所见、所闻，富有抒情味，后期的散文大都写他对过去的回忆，他的所感、所思，富有哲理。
孙犁前期的散文数量并不多，这一时期留下来的作品，有《识字班》、《投宿》、《游击生活一星期》、《白洋淀边的一次斗争》、《相片》、《天灯》、《张秋阁》、《“帅府”巡礼》、《织席记》、《采蒲台的苇》、《一别十年同口镇》、《王香菊》等三十余篇。孙犁把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上。不过，孙犁的小说以散文化著称，他早期创作的《白洋淀纪事》中的一些作品，很难以严格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加以区分。《一天的工作》、《邢兰》、《新安游记》等不少篇，确是可以作为散文看待的。因为孙犁的散文和小说，在不同中又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写的是冀中平原上的人和事，也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人和事，语言朴实、清新，笔端流露出真挚诚恳的感情。
《投宿》写于1941年，叙述作者在一个晚上投宿于一个熟悉的老乡家的情况。文章开头描述了院内树木花草的新鲜气象，接着又对老人的热情和笑语作了渲染。然后，写住进了新媳妇房中的所见所思。这个新房的主人——新婚的丈夫参加了八路军，到前线抗日去了，新媳妇也外出学习去了。在这个“人去物在”的环境中，作者描绘了洞房的布置，描绘了新媳妇的绣花……全篇自始至终没有这一对青年夫妇出场，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他们青春的气息，他们那跳动的、火热纯真的心。孙犁没有使用一句激昂慷慨的言辞，但在这些朴实平易的叙述中，透露了边区农民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情形，透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写于1947年的《相片》，描写一个远房嫂子叫他代写给前方丈夫的信的事，作者叙述道，乡下妇女给前线丈夫写信，用的是自制的信封和信纸，而这位远房大嫂却又加上了一张小小的、破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从敌伪时期的“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相片上的阴影竟是敌人刺刀的投影！作者用大嫂的几句普通的话点明了含意：“叫他看看这个！”，“叫他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着老百姓，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那样受苦受难的日子，再也不要来了！现在自由幸福的日子，永远过下去吧！”短短一千余字的文章，深刻地揭示农民保卫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愿望。在另一篇散文《天灯》里，作者写农民立天灯庆贺生活变得富裕。作者也用了农民自己的朴实的语言：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是靠自己劳动；我们的地收回来了，是靠自己斗争。我们翻身了，应该叫远近的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立一个天灯？”作者在结尾说：“如果那天灯是穷人翻身的标志，她的话语就是人民胜利的宣言！”这和《相片》的结尾：“如果人类的德性能够比较，我觉得这种崇高的心意，才能和那为人民的战士的英雄气概相当”，如出一辙。孙犁善于将最为普通的事物，以带感情的朴素语言，叙述为一个个小故事，从这些平凡的故事中，让人看到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以小见大，寓伟大于平凡，是孙犁追求的境界。
《织席记》和《采蒲台的苇》是孙犁前期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白洋淀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而在这风俗画中又交织着当地人民的生活史、斗争史。《采蒲台的苇》以真诚炽热的感情写苇，并没有用通常的拟人或象征手法，但读者却自然地感到，写苇实际是写人，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建国以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编辑《文艺周刊》，同时从事创作。除了小说以外，他写了一批反映郊区农民和安国农村的散文，不过，这时期的散文和早期的在风格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反映他创作成就的是小说《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
1956年，孙犁大病了一场，这是极度神经衰弱的结果。这位在战争环境中笔耕不辍的作家，几乎无法握笔。于是在医院、疗养院度过了整整十年。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孙犁首当其冲，度过了十年磨难。他几度轻生欲死，但终于熬了过来。
暴风雨过去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了。在春光的沐浴下，搁笔了二十年的孙犁，终于重新握笔，写作了大量的散文，以散文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他先后出版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散文集。如果说，青年孙犁的散文曾散发出特有的荷花般清纯而蓬勃的气息，那么晚年孙犁的散文，在经历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呈现出一种萧萧落木的苍郁清疏。这些散文的篇幅更短小，笔调更简洁，但在平静疏淡的文字背后，是一颗饱受磨难更为澄彻的心灵，是痛定思痛的深沉思考，是大难不死之后的执著与彻悟。同样从一人一事落笔，同样从小中见大，但孙犁后期的散文显然境界更为高远，思索更富哲理。这种转变，唯岁月与苦难，孤独与思索才能够给予。
在“文革”中，孙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无情的批判。他的共同战斗过的朋友，不少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对这场民族的劫难，孙犁思索着，他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孙犁带着浩劫后个人的痛苦经验，在散文中倾吐自己的感情，创造爱和美的世界。
回忆是孙犁晚年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他沉浸在回忆的世界里，回忆他的童年，回忆童年生活的伙伴，回忆他的亲人，回忆在漫长人生中给他以或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