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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就没有再读《韩非子》，我喜爱的是完全新的革命的文学作品。
直到前些年，我孤处一室，一本书也没有了，才从一个大学毕业生那里，借来两本国文教材。从中，我抄录了韩非子的《五蠹》全篇和《外储说》断片。
韩非子的散文，时时采用譬喻寓言，助其文势。现实生活的材料，历史地理的材料，随手运用，锋利明快，说理透彻。实在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奇观，民族文化的宝藏。
我目前手下的《韩非子》，是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吴氏影宋乾道本校刻，后附顾广圻《韩非子识误》一册。
曹丕《典论·论文》
除去诗，曹丕的散文，写得也很好。他的《典论》，虽然只留下一些断片，但读起来非常真实生动。例如他记郤俭等事，说：
颍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痢，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
“逐声”就是庄子说的“吠声”，就是“以耳代目”，这种人有时被称为“耳食之徒。”他们是不进行观察，也不进行独立思考的。在我国，类似这种历史记载是很多见的。
这种社会现象，有时可形成一种起哄的局面，有时会形成一种持续很久的社会浪潮。当它正哄动的时刻，少数用脑子的人，是不能指出它的虚妄的，那样就会担很大的风险。因此，每逢这种现象出现，诈骗者会越来越不可一世，其“功业”几乎可以与刘、项相当。但总归要破灭。事后，人们回想当时狂热情景，就像是中了什么邪一样，简直不值一笑了。
考其原因：在上是封建专制，在下是愚昧无知。这两者又是有关联的。
他所记情状，不是也可以再见于一千多年以后的社会吗？
历史长河，滔滔不绝。它的音响，为什么总在重复，如此缺少变化呢？还有他遗令薄葬的文章，《典论》中记述青年时和别人比较武艺的文章，也都写得很好。
曹丕幼年即随魏武征讨，武攻文治，都有经验，阅历既多，所论多切实之言。这些方面，都非公子曹植所能及，被确定为世子，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的《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规律的文论。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文人相轻”这个道理，论列了当代作家，谈到各种文章体裁，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成为不朽的名论。
创作者触景生情，评论家设身处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为五官中郎将，后为皇帝。他把同时代的代家，看作朋友，写起评论来，都以平起平坐的态度出之。所评中肯切实，功过得当。富于感情，低回绵远，若不胜任。《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等篇，因此传流千古。及至后人，略有官职，便耀威权，所作评论，乃无价值。文人虽有时求助于权威，而权威实无补于文艺。
陆机《文赋》
在中学时期，有两种古代文学形式，没有学好。一是楚辞，一是汉赋。一直到现在，总是对它们不太感兴趣，也不能得其要领。抗日时期，有一位姓梁的女孩子，从北平出来到解放区，就学于我教课的地方。她热情地送给我一本《楚辞》，是商务印的选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里迢迢，把这本书带到延安，一次水灾，把书冲到了延河里，与其作者同命运。
司马相如、扬雄的赋，近年念了一些，总是深入不进去。
才知道，一门功课，如果在幼年打不下基础，是只能老大徒伤悲的。
在读晋赋的时候，忽然发见陆机的作品，和我很投缘，特别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赋》两篇。
《吊曹孟德文》，我记得鲁迅先生曾两次在文章中引用，可见也是很爱好的。
此文是陆机因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遗令遗物，深有感触而后作。事迹未远而忌讳已无，故能畅所欲言，得为杰作。但这究竟是就事实有所抒发，不足为奇；文赋一篇，乃是就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并以韵文出之，这就很困难。
中国古代文论，真正涉及到创作规律的，除去零篇断简，成本的书就是《文心雕龙》。《文赋》一篇，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又因为陆机是作家，所以在透彻切实方面，有些地方超过了刘勰。
这篇赋写到了为文之道和为文之法，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为文前多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体会感受；对结构的安排和文字的运用；写作时的甘与苦，即顺畅与凝滞，成功与失败。
自古以来，论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论多成偏见；或从来没有创作，识见又甚卑下，所论多隔靴搔痒之谈，又或本身虽亦创作，并称作家，论文反不能从实际出发，故弄玄虚，如江湖卖药者所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致使后来者得不到正确途径，望洋兴叹，视为畏途。像《文赋》这样切实，从亲身体验得来的文论是很少见的。这种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谈。
前几年，我借人家的书，把这篇赋抄录一过，并把开头一段，请老友陈肇同志书为条幅。后因没有好的裱工，未得张挂。
《颜氏家训》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犹能于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未及想到腥风血雨之袭来也。
我国自古以来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谨慎从事。他们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轨物范世”的手段，作者应当“慎言检迹”而后行之。
在旧时代，文人都是先背诵这些教导，还有其他一些为人处世的教导，然后才去作文章的。然而许多文人，还是“鲜能以名节自立”，不断出乱子，或困顿终生，或身首异处。
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文章一事，带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样能致人死命吗？
南北朝的颜之推，在他的《家训》里，先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接下去列举了历代每个著名文人的过失、错误、缺点、遭遇。连同以上二人，共三十四人。还批评了五个好写文章的皇帝，说他们“非懿德之君”。他告诫子弟：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我当时读了，以为他说得很对。文字也朴实可爱，就抄录了下来，以自警并以警别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笔记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这一段，见我如此谨小慎微，谦虚警惕，一定不会怪罪。又想，这岂不也是四旧、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
但是，这场“运动”的着眼点，及其终极目的，根本不在你写过什么或是抄过什么。这个笔记本，并未生出是非，后来退还给我了。
林彪说，“损失极小极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时代，曾有一次瘟疫，七子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见于魏文帝《与元城令吴质书》。他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这里的“离”，并不是脱离，而是被网罗上了。
我们遇到的这场瘟疫，当然要大得多，仅按四次文代大会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单是著名诗人、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有四十位！比七子中死去四子，多出十倍，可见人祸有时是要大于天灾了。
这些作家都是国家和人民多年所培养，一代精华，一旦竟无辜死于小人女子唇齿之间，览之无比伤痛。老实说，在这次文代大会山积的文件中，我独对此件感触最深。
魏文帝说：“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夕不瞑。”
我们能够从这种残忍的事实中，真正得出教训吗？
窃尝思之：社会上各界人士，都会犯错误，都有缺点，人们为什么对“文人无行”，如此津津乐道呢？归结起来：
一、文人常常是韩非子所谓的名誉之人，处于上游之地。
司马迁说：“下游多谤议。”
二、文人相轻，喜好互相攻讦。
三、文字传播，扩散力强，并能传远。
四、造些文人的谣，其受到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