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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爱买书，不只买一种版本，而是多方购求。《世说新语》，我有四种本子，除去明刊影印本两种，还有唐写本的影印本，后来的思贤讲舍的刻本。《太平广记》也有四种版本：石印，小木版，明刊影印，近年排印。《红楼梦》、《水浒》，版本种类也有数种，包括有正本，贯华堂本。还有《续水浒》、《荡寇志》。
各代文学总集，著名作家的文集，从汉魏到宋元，经过多年的搜集，可以说是略备。明清的总集别集，我没有多留心去买。我对这两朝的文章，抱有一点轻视的成见。但一些重要思想家、学术家和著名作家的书，还是买了几种。如黄黎洲、崔乐璧、钱大昕、俞正燮、俞樾等。一些政治家，如徐光启、林则徐的文集，我也买了。钱谦益的两部集子也买了。
近代学者梁启超、章太炎，我买了他们的全集。王国维，我买了他的主要著作。近人邓之诚，岑仲勉的关于历史和地理的书，我也买了几种。黄侃、陈垣、余嘉锡的著作，也有几种。
我的藏书中，以小说类为最多，因为这有关本行。除去总集如《太平广记》、《说郛》、《顾氏文房小说》以外，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小说家类，共开列三十六种，我差不多买齐了。其次是杂史类掌故之属，《书目答问》共开列二十一种，我买了一半多。再其次是儒家考订之属，我有二十六种。
刚进城时，新旧交替，书市上旧书很多，也很便宜。我们刚进来，两手空空，大部头的书，还是不敢问津。《四部丛刊》，我只是在小摊上，买一些零散的，陆续买了很多。以后手里有些钱，也就不便再买全部。因此，我的《四部丛刊》，无论初、二、三编，都是不全的，有黑纸的，也有白纸的，很不整齐。廿四史也同样，是先后零买的，木版、石印、铅印；
大字、小字、方字、扁字，什么本子也有。其中以《四部备要》的本子为多。《四部备要》中其他方面的书，也占我所藏线装书的大部分。
谱录方面的书，也有一些，特别是书目。
我买书很杂，例如有一捆书（我的书自从抄家时捆上，就一直沿用这个办法）的书目为：《黄帝内经素问》，《桑蚕粹编》，《司牧安骥集》，《考工记图》，《郑和航海图》，《营造法式》，《花镜》……这并非证明我无书不读，只是说有一个时期，我是无书不买的。
1983年9月27日
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从一九二六年起，我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二年）。回忆在那一时期的课外阅读，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读报纸：每天下午课毕，我到阅览室读报。所读报纸，主要为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主要是看副刊。《大公报》副刊有《文艺》，《申报》有《自由谈》，前者多登创作，沈从文主编。后者多登杂文，黎烈文主编。当时以鲁迅作品为主。
二、读杂志：当时所读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为文艺刊物，多左翼作家作品。
《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读书杂志》、《中学生》杂志等，为综合杂志。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我很有兴趣。也读《申报月刊》和《国闻周报》（《大公报》出版）。
三、读社会科学：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赫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以及当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及日本学者所著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
四、读自然科学：读《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还读了一本通俗的人类发展史，书名叫《两条腿》，北新书局出版。
五、读旧书：读《四书集注》、庄子、孟子选本，楚辞、宋词选本，以及近代人著文言小说如《浮生六记》、《断鸿零雁记》等。
六、读文化史：先读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王治秋《新文学小史》（载于《育德月刊》）、杨东莼《中国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欧洲文艺思潮》、《欧洲文学史》，日人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的有关中国文学著作。
七、读小说散文：《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作品，英法小说、泰戈尔作品。后来即专读左翼作家及苏联作家小说。
八、读文艺理论：读《文学概论》及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与创造社一些人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及中外人写的唯物史观艺术论著。日本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柯根《伟大的十年间文学》等。
九、读文字语言学：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杨树达《词诠》，穆勒《名学纲要》，即逻辑学。
十、读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记有吴稚晖、梁漱溟著作，忘记书名。
以上所记，主要是课外读物，多由教师介绍指导。中学生既无力多买书，也不大知道应该买哪些书，所以应该利用学校中的图书馆，并请教师指导。向同学师长借阅书籍，要按期归还，保持清洁。
1983年10月4日
谈“打”
我住的屋子，是旧式建筑。虽然高大，但采光不好，每到升炉子以前这一段时光，阴冷得很不好过。夜晚看书，也要披上一件大棉袄。
这件大棉袄，也很有年代了。是一九六六年冬天，老伴为我添制，应付出去“开会”穿的。在当时，这还算是时兴式样，现在很少见到有人穿了。我第一次穿着它去“开会”时，还有革命群众看不惯，好像说我没有资格再穿一件新棉袄。后来我就很少穿它，只穿一身破烂不堪像叫花子一样的衣服。
其实是妄然的。我眼前的文章，写的是赵树理的“最后五年”。说他只是回答了一句问话，就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五大三粗的汉子，当胸击了一拳，赵应声倒地，断了三根肋骨，终于造成他的死亡。
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仇恨？是出自无产阶级感情吗？好像又不是。因为文章说这只是一个“恶棍”。
一个恶棍，一拳打断一个作家的三根肋骨。在当时，这被称作“革命”，现在读到这里，确是不能不感到身上有些发凉了。
在那些年月里，说句良心话，我是没有挨过多少打的。只是在干校单独出工时，冒犯了当地农场的几个坏孩子，当我正在低头操作时，一块馒头大小的碎砖飞来，正中我的头顶，如果不是戴着一顶棉帽，很可能脑浆飞迸，当场死亡了。
那时我被定上了一些罪名。有些人定我为某某“黑帮”，这是出于他们的“常识”，且不去谈它。又说我是某某和某某的死党。前者为本市的文教书记，后者为宣传部的副部长。这个罪名，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好像是定论似的。最后一次叫我写材料，那位办事人还惋惜地说：
“看，和他们搞到了一起！”
对此，我从来没有辩解过，只是沉默着。我渐渐明白，这完全是一些人的政治权术。他们从以上两位得到的实惠，要比我多，关系也密切得多，却反过来说我是死党。那时候，革命群众要保一些人，也要打倒一些人。作家是没有人保的。保你干什么？你不过是一个作家，能给人家什么好处？打倒你，得罪了你，你也不过是一个作家，能有什么权力报复？所以，作家被首先打倒，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他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落落寡合，个人主义严重，是很难与人结为死党的。
以上是对保与打的一般理解。但对那些打手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分析呢？我初步揣想，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借机报复。
二、不逞之徒想因缘林彪“四人帮”的政策上台，捞一官半职。
三、流氓无赖打蹭拳、充威风。
如果遭害者是一个作家，还有一种心理激动，那就是嫉妒。进城以后，有稿费一说，遂使一些人认为作家一行是摇钱树，日进斗金。羡慕非常，再加上江青倡言稿费是“不义之财”，乃打出手，以快其意。
其实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虽承担有钱的虚名，在他有生之日，是没有什么金钱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物质福的。他追求的是艺术成就，衣、食、住、行，都不及其他行当的人讲究。而一遇什么运动，他却常常被首先揪出示众，接连不断地作检讨。
赵树理的最后五年，过去又有好多岁月了。我想，像那个“五大二粗”的人，生活得还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