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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他正在同一些干部商量事情，见我到了，几个没关系的人就走了。村长看过了我的介绍信，打发送我的人回去说：
“告诉老李，我负一切责任，让他放心好了。”
村长是三十多岁的人，脸尖瘦，眼皮有些肿，穿着一件白洋布大衫，白鞋白腿带。那天夜里，我们谈了一些村里的事，我问他为什么叫抗日村长，是不是还有一个伪村长。他说没有了。关于村长这个工作，抗战以后，是我们新翻身上来的农民干部做的，可是当环境一变，敌伪成天来来往往，一些老实的农民就应付不了这局面。所以有一个时期，就由一些在外面跑过的或是年老的办公的旧人来担任，那一个时期，有时是出过一些毛病的。渐渐地，才培养出这样的既能站稳立场，也能支应敌伪的新干部。但大家为了热诚的表示，虽然和敌人周旋，也是为抗日，习惯地就叫他们“抗日村长”。
抗日村长说，因为有这两个字加在头上，自己也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责任了。
不久我就从他的言谈上、表情上看出他的任务的繁重和复杂。他告诉我，他穿孝的原因是半月前敌人在这里驻剿，杀死了他年老的父亲，他要把孝穿到抗日胜利。
从口袋里他掏出香烟叫我吸，说这是随时支应敌人的。在游击区，敌人勒索破坏，人们的负担已经很重，我们不忍再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但他们总是这样说：
“吃吧，同志，有他们吃的，还没有你们吃的！你们可吃了多少，给人家一口猪，你们连一个肘子也吃不了。”
我和抗日村长谈这种心理，他说这里面没有一丝虚伪，却有无限苦痛。他说，你见到过因为遭横祸而倾家败产的人家吗！对他的亲爱的孩子的吃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心理。
敌占区人民对敌伪的负担，想象不到的大，敌伪吃的、穿的、花的都是村里供给；并且伪军还有家眷，就住在炮楼下，这些女人孩子的花费，也是村里供给，连孩子们的尿布，女人的粉油都在内，我们就是他们的供给部。
抗日村长苦笑了，他说：“前天敌人叫报告员来要猪肉、白菜、萝卜，我们给他们准备了，一到炮楼下面，游击小组就打了伏击，报告员只好倒提着空口袋到炮楼上去报告，他们又不敢下来，我们送不到有什么办法？”
抗日村长高声地笑了起来，他说：“回去叫咱们的队伍来活动活动吧，那时候就够他们兔崽子们受，我们是连水也不给他们担了。有一回他们连炮楼上的泔水（洗锅水）都喝干了的。”
这时已快半夜，他说：“你去睡觉吧，老李有话，今天你得钻洞。”
洞
可以明明告诉敌人，我们是有洞的。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大“扫荡”以后，冀中区的人们常常在洞里生活。在起初，敌人嘲笑我们说，冀中人也钻洞了，认为是他们的战绩。但不久他们就收起笑容，因为冀中平原的人民并没有把钻洞当成退却，却是当作新的壕堑战斗起来，而且不到一年又从洞里战斗出来了。
平原上有过三次惊天动地的工程，一次是拆城，二次是破路，三次是地道。局外人以为这只是本能的求生存的活动，是错误的。这里面有政治的精心积虑的设计、动员和创造。这创造由共产党的号召发动，由人民完成。人民兴奋地从事这样巨大精细的工程，日新月异，使工程能充分发挥作战的效能。
这工程是八路军领导人民共同来制造，因为八路军是以这地方为战争的基地，以人民为战争的助手，生活和愿望是结为一体的，八路军不离开人民。
回忆在抗战开始，国民党军队也叫人民在大雨滂沱的夏天，掘过蜿蜒几百里的防御工事，人民不惜斩削已经发红的高粱来构筑作战的堡垒；但他们在打骂奴役人民之后，不放一枪退过黄河去了。气得人们只好在新的壕沟两旁撒撒晚熟的秋菜种子。
一经比较，人民的觉悟是深刻明亮的。因此在拆毁的城边，纵横的道沟里，地道的进口，就流了敌人的血，使它污秽的肝脑涂在为复仇的努力创造的土地上。
言归正传吧，村长叫中队长派三个游击组员送我去睡觉，村长和中队长的联合命令是一个站高哨，一个守洞口，一个陪我下洞。
于是我就携带自己的一切行囊到洞口去了。
这一次体验，才使我知道“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形”，这是当我问到一个从家乡来的干部，他告诉我的话，我以前是把地下工作浪漫化了的。
他们叫我把棍子留在外间，在灯影里立刻有一个小方井的洞口出现在我的眼前。陪我下洞的同志手里端着一个大灯碗跳进去不见了。我也跟着跳进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里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诉我蹲下向北进横洞。我用脚探着了那横洞口，我蹲下去，我吃亏个子大，用死力也折不到洞里去，急的浑身大汗，里面引路的人又不断催我，他说：
“同志，快点吧，这要有情况还了得。”我像一个病猪一样“吭吭”地想把头塞进洞口，也是枉然。最后才自己创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来，先使头着地，栽进去，用蛇行的姿势入了横洞。
这时洞上面的人全笑起来，但他们安慰我说，这是不熟练，没练习的缘故，钻十几次身子软活了就好了。
钻进了横洞，就看见带路人托引着灯，焦急地等我。我向他抱歉，他说这样一个横洞你就进不来，里面的几个翻口你更没希望了，就在这里打铺睡吧！
这时我才想起我的被物，全留在立洞的底上横洞的口上，他叫我照原姿势退回去，用脚尖把被子和包袱勾进来。
当我试探了半天，才完成了任务的时候，他笑了，说：
“同志，你看敌人要下来，我拿一支短枪在这里等他（他说着从腰里掏出手枪顶着我的头）有跑吗？”
我也滑稽地说：“那就像胖老鼠进了细腰蛇的洞一样，只有跑到蛇肚子里。”
这一夜，我就是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上面叫我们吃饭，出来一看，已经红日三竿了。
村外
过了几天，因为每天钻，有时钻三次四次，我也到底能够进到洞的腹地；虽然还是那样潮湿气闷，比较起在横洞过夜的情景来，真可以说是别有洞天了。
和那个陪我下洞的游击组员也熟识了，那才是一个可亲爱的好青年，好农民，好同志。他叫三槐，才十九岁。
我就长期住在他家里，他有一个寡母，父亲也是敌人前年“扫荡”时被杀了的，游击区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负担着这种仇恨生活度日。他弟兄三个。大哥种地，有一个老婆；二哥干合作社，跑敌区做买卖，也有一个老婆；他看来已经是一个职业的游击组员，别的事干不了多少了，正在年轻，战争的事占了他全部的心思，也不想成亲。
我们俩就住在一条炕上，炕上一半地方堆着大的肥美的白菜。情况紧了，我们俩就入洞睡，甚至白天也不出来，情况缓和，就“守着洞口睡”。他不叫我出门，吃饭他端进来一同吃，他总是选择最甜的有锅巴的红山药叫我吃，他说：“别出门，也别叫生人和小孩子们进来。实在闷的时候我带你出去遛遛去。”
有一天，我实在闷了，他说等天黑吧，天黑咱们玩去。等到天黑了，他叫我穿上他大哥的一件破棉袍，带我到村外去，那是大平原的村外，我们走在到菜园去的小道上，在水车旁边谈笑，他割了些韭菜，说带回去吃饺子。
在洞里闷了几天，我看见旷野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软的土地上多来回跑几趟，我愿意对着油绿的禾苗多呼吸几下，我愿意多看几眼正在飘飘飞落的雪白的李花。
他看见我这样，就说：“我们唱个歌吧，不怕。冲着燕赵的炮楼唱，不怕。”
但我望着那不到三里远的燕赵的炮楼在烟雾里的影子，我没有唱。
守翻口
那天我们正吃早饭，听见外面一声乱，中队长就跑进来说，敌人到了村外。三槐把饭碗一抛，就抓起我的小包裹，他说：“还能跑出去吗？”这时村长跑进来说：“来不及了，快下洞！”
我先下，三槐殿后，当我爬进横洞，已经听见抛土填洞的声音，知道情形是很紧的了。
爬到洞的腹地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坐在那里，她们是从别的路来的，过了一会，三槐进来了，三个妇女同时欢喜地说：
“可好了，三槐来了。”
从这时，我才知道三槐是个守洞作战的英雄。三槐告诉女人们不要怕，不要叫孩子们哭，叫我和他把枪和手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