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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作者，素不相识，前几年在《花城》上读过他写旗人妇女的一篇小说，曾打听过作者的情况，但未得要领。今天读了这篇散文，好像对作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感情。不过，说好说坏，完全出自客观，其间并无私情。
目前，散文虽然多起来，但引人入胜之作，并不多见。我以为不少散文，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本来，散文不同小说，现实意义，理所当然的应该大些、多些，其实不然。有些作品虽然是记事写景，但因为作者的立意不妥，就使所记之事，所写之景，失去了本色本性。这里说的立意不妥，包括浮夸不实，自我卖弄，要求功利，哗众取宠等等。一篇文章之中，有其一点，足以使所写所记，失魂落魄，只剩皮毛。况有的文章，以上四点，全都有份乎？
有人提倡，指摘当前创作缺点，最好举出实例，我还没有那等天真勇气，只能按照老习惯，笼统言之，信不信由你好了。如果再说得具体一点，那就可以举出：比如有了“权”的人，他的散文，就容易流露一点“威”；有的人考场得意以后，他的散文，就容易带一点“躁”。这两种气，不管如何表现，对作文都不利。
所谓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写散文，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文章。实事，就是现实；求是，就是现实主义。生活自是生活，现实自是现实，粉饰不得，歪曲不得。但并不是说，作者对生活和现实，不能有所评价。个人的企图，个人的打算，自然不能强加给生活，不能强加给现实。但是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描述，表达作者的纯朴的心意和愿望。这样的散文，能使人信服，使人爱好，当然还要有文采。赵大年的这篇散文，就是如此。
1985年2月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谈《腊月·正月》
——致苏予同志
苏予同志：
收到惠寄的今年第四期的《十月》，我开卷就读了贾平凹同志的小说《腊月·正月》。
过去，我读过他几篇小说，印象是故事总有些离奇，好像在追求什么技巧，有编织雕琢的痕迹。读起来，我的兴趣不是那么高涨的。但因为熟识了又觉得读他的小说少，是个遗憾。
这一篇，读起来很有兴味，我可以说是手不释卷认真地读过了。
我感到：他在尝试了一些西洋“技巧”和现代“手法”之后，转移到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这位作家，一踏上这条从现实生活着眼，从现实生活取材的道路，他的才华就如鱼得水似的，表现了极其泼剌的声势，极其闪耀的光芒。
现在有人在怀疑这条道路，他们的理由是：既然生活要现代化，文学艺术必然也随之需要现代化。他们把生活上的现代化变革，与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等同起来，把日用消费同艺术创造等同起来，实际上是贬低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职责，同时也贬低了人民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和趣味。
现实主义，主要是从现实生活取得创作素材，而在取得素材的同时，作家也就获得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这种创作，自然会体现当前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体现政治的实施和力量。过去，我们常常把政治和艺术分成两个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其结果只能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导致作家的虚伪粉饰，于政治于艺术，都是不利的。
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最大一个好处，是能使我们的作家，着眼于生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观察、思考、表现自己周围的人和事，避免闭门造车，胡编乱造。
凡是对现实生活，有充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的作家，他就不必过分着意于创作的技巧和故事的编造。生活本身会给他提供适当的情节，故事的进程，他就不必去追求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式。试想：如果艺术形式，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从外国小说中学来的，它岂不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而不能为读者所理解？提倡现实主义，提倡生活积累，还可以避免抄袭、套用、生吞活剥等等弊端。
现在抄袭之风甚盛，这不能只责怪作家，理论上的混乱，是非不清，也是重要原因。青年人不知文学事业之艰难，有时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深浅利害。写出一些东西，大家鼓掌叫好，约稿的盈庭满座，并有的诱以高利，以及种种生活待遇上的方便。青年人并非入定圆寂之徒，不能没有一丝尘念，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多生活本钱，想多生产一些，腹内已经空空，于是，找出几本外国流行小说翻翻，看看能否引起一些灵感。当初可能也是为了借鉴，后来发展为把外国小说的情节，洋为中用或古为今用，稍加变通，自成篇章，再加一些当前需要的改革、创业、开拓等等形象、故事或人物对话的标签，成为自己的创作。编者不察，发表于头条地位；论者不察，以为时代又出天才；委员不察，遂使得奖或名列前茅，赫登红榜。不被揭发则已，一被指破，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当然，无论是编辑、委员，谁也不可能无书不读，读过又永久不忘。而抄袭者又不去抄红楼水浒，家喻户晓之作。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评论家写文章，则要仔细一些，遇有怀疑之处，应该找书来查一查。不应文过饰非极力把这些现象掩盖起来，或引经据典，称之为影响，称之为套用，并有人把鲁迅的主要小说创作，都在外国名家作品中找到了样板。好像“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作家，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在外国人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我们竟没有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新理论！
其实在文学事业上，影响、套用和抄袭完全是两回事，有鲜明的界限。正像偷窃与赠与、捡拾与白拿有鲜明界限一样。
三岁小孩都能分辨清楚，岂容故意混淆？这样做对青年人的创作会有什么益处呢？
理论上的混乱，会导致文学现象的混乱，近年所见，不只一端。
又如庸俗、低级的色情小说、武侠小说，在旧社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连大报也上不去。现在却成为热门，不只进入大报、大刊物，而且进入大出版社，争相标榜，以谋多利，降低读者水平，影响青年心志，较之多赚几个钱，究竟是何轻何重呢？
当然，现在的色情与武侠，都有新的装扮，以符合时代的样式。但与旧作品相比，实在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社会效果上的大区分。古时有小说诲淫诲盗之说，并非只是道学家的坐井观天之见，弄不好，小说确也能发生这种坏作用。
贾平凹的这篇小说，没有色情的成分，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
这证明，新的文学还是应该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至于能否写得好，写得成功，就要看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如何。
有人预见，当前生活里的专业承包，会导致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的趋向。有些作家有先见之明，已经把内容转移到侦探、武侠、色情刺激上去了，形式也随之转化。这种理论，颇可怀疑。为艺术的艺术，自然也可以导致金钱，然而金钱的欲望不能转化为艺术。人民的生活，无论如何现代化，还是需要现实主义的艺术，也不会丧失判断力，把庸俗的作品和严肃的作品混同起来，甚至颠倒过去。
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采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
贾平凹是勤奋的好学的，他博览群书，多方面探索，找出这样的一条路，我看到以后，高兴非常。因此写信给你，不知你以为如何？
祝编安！
孙犁
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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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一）
《蒲柳人家》中篇刘绍棠作载《十月》一九八○年第三期
绍棠敦于旧谊，每有新作，总是热情告我，希望看看。而我衰病，近年看新作品甚少。他奋发努力，写得又那么多，几年来，长、中、短篇，齐头并举，层出不穷。我只看过几个短篇，也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前不久，他签字寄来载有此作的《十月》一册，并附信。我感到实在应该认真读读他的新作了。用两个整天，读完。我视力弱，正值阴雨，室内光线不足，我多半站在窗下，逐亮光读之。
读毕，本想写篇短文。当时因事务多，只把联想到的意见，提纲告他。后又因发生严重晕眩，遂稽迟至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