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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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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不同意;或主考把名次奏上去了,皇帝又不同意。只好另来。从废弃的卷中重新挑选呈上,这叫“搜落卷”,有时倒一举得“中”了。

所以说,这种比法,实际上也是碰运气,靠不住的。但人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对待。秋闱之中,有座师——就是看初稿的人;有房师;有主考。士子得中之后,都把他们尊为恩师。而这些人也真居之不疑,坐在家中,等候谒拜,并热情地招待这些从来也不认识也没有帮过一点忙的门人。此后,如果双方都官运亨通,这种特殊的关系,还可以维持很久。

那时考场生活,是很苦也很惨的。蒲松龄写得最具体生动不过了。且不说一临考期,妻子为预备考具饭食,父兄送考接考,等候捷报,坐立不安。士子们关在那“棘闱”里面,有的呕吐,有的腹泻,有的打摆子,狼狈不堪言状。但一旦得中,就自称是三场得意,文战告捷,友朋祝贺,家人为荣。

真是天晓得,是在以文战,还是以命运战。

科举制度的流风所至,人们对文章一事,也就好比,甚至对作家,也好比。这就是鲁迅晚年所惋叹的:鲁比郭如何,郭又比茅如何的,嘁嘁喳喳之徒们的爱好。

文艺作品是不好比的。主题相同,题材相同,还可以进行比较——其实也难,如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比其高低,就很困难了。你说《红楼梦》好,还是《水浒传》好?当然有人可以冲口而出,因为两部书都好。但那也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成为科学的评定。

此外,小说方面的“超越”一说,作为鼓励之辞,无可厚非,认真一想,也很难办。这么多年了,不只《红楼梦》没有人能超过,一部《西游记》,也没有人能超过。甚至像《老残游记》这么一部并非赫赫之书,也没有人能超过。没有超过,并不是说这么些年,没有天才,没有人才。历史条件不同,所写生活不同,作家素质,文艺观点、修养都不同。所写作品,与前人不好比,因此也难谈超越。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后人不能超越之作。何必定要在一条线上去超越前人?

《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

不只小说,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朽的,不能超越的特质。

1982年5月3日大风,不能外出,成短文二,4日晨起改讫。

谈名实

世界上有些事,名实不相当者甚多。有时乍一听也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又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名实之间,常有很大距离之故。

小说亦然。就先说作者吧,几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培养》。只看题目,就知道是说作家可以培养得之,或有人培养者得成材器。过了几十年,我明白了很多事理,认为这样说法,不合乎实际。就又写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成活的树苗》。说明作家成材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大科学。但似乎并未引起注意,有很多人还在因袭旧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一词,比如看旧戏旧小说,就常见下僚对他的上级说:“全靠大人栽培”。栽培也就是培养,难道有什么错吗?其实,那只是一句客气话,讨人喜欢的话,并不能认真。

这两个字,以植物学解释,自然说得通。但:植物之成长,也主要是靠自然条件,例如土壤、水、阳光。多么辛勤的农夫,也不会自认是阳光雨露,如果那样,他就是狂人。但是,如欲植物长得好,当然亦需人工,即栽培。

在文艺上,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培养、社会培养,也可以说是时代培养。因为这是就大政方针方面立论,无可争辩。一涉及到人事上,就应该名实相副。

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

这里并不是贬低编辑或评论家的职责及其作用。老实讲,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然为什么有人竟把“培养”一词,送到你的名下呢?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

然而,小说的作者,又究竟不同于植物。他可以思想,也可以行动,可以进取,也可以退却。他生存于世间,浮沉于社会。他是靠自己生活的根柢,思想的高度,观察的能力,情操的修养,来完成他的作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别人对于他的影响,较之他自己须作的努力,即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深思熟虑,规模宏远,不为名利所摧折,不被荣辱所埋没……

就微乎其微了。

这一篇,也可以说,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

1982年5月

佳作产于盛年

久居闹市,散步为难。时值春暮,偶有郊游之兴。至一桃园,与技术员交谈,得知该园桃树移植已五年,正处于结果期,再数年,才到盛果期。闻之若有所悟。

回到家中,默默一想:桃子吃了多年,从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期生长的。管理桃园的人,是很盼望桃树的盛果期到来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果期,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又进一步想:鲁迅写《阿Q正传》,可以说是在他小说方面的盛果期;茅盾写《子夜》,是在茅盾的盛果期。一个作家,当他已经有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例如生活积累的准备,社会经验的准备,思想意识的准备,文艺修养的准备,大概他的年龄,也就到了壮年。在这个年龄,创作出不朽之作,当然可以称之为盛果期了。

任何事物,当其盛年之时,都是令人羡慕的。生物尤其如此。草木之盛年,就不用说了。盛年男女,即一个人的全盛阶段,其在形体上,仪态上,思想上,感情上,可以说都达到了成熟,繁茂,热烈的极点。也最富于战斗、追求的信心和勇气。人到壮年,青年时的主观幻想,已经与客观世界逐步融合,并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他们的艺术技巧,经过前一阶段的锻炼,也逐渐成熟,正好用来表现他们所迫切要表现的社会现实。

人的盛年期,是他在生活上、事业上的鼎盛之期,文艺工作,自不能例外。但绘画书法,何以越到老年则越成熟呢?

绘画书法偏重技法,故能老而不衰。小说则不然。小说的生命,在于作家用他的世界观,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反映。不幸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极甚至虚无。

旧日的小说家,到了晚年,常常对人生作出消极的判断。

他们认为只有在青年朦胧之期,才有向往,才有追求,才有创造。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

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托尔斯泰晚年,对人生得出的结论是:

奋斗一生,所需不过六尺之地。就像海明威那样富于幻想、战斗、冒险的作家,最后竟以毁灭自己,作为人生的结论。以这种思想作基础,写出的作品,其意义常常就不及盛年之作了。而青年期之作,则又富于幻想,常与现实相违。所以说,小说佳作多产自壮年。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活,持续得最久,但最受欢迎,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产自他的盛年之期。

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具体情况,也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生华而不实,虽届壮年,也在盛产,而终无佳作。有的人,虽已具备产生佳作的条件,而以客观原因,失去了这一机缘。虽有这些情状,但我仍然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

1982年5月5日上午

小说的精髓

好多年,很少看外国小说,但遇到文艺刊物上登有好的翻译小说,总想看看。并以为在登创作的刊物上,经常介绍一些好的外国短篇小说,那是对于青年作者们很有好处的。这点篇幅用得是有价值的,比为了凑字数多登一篇水平很低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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