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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于人，说：
“这都是某某人惯的他（她）！”
冤枉啊，冤枉！
众所周知，我只是在他（她）没有出名的时候，读过他一些作品，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成名以后，就断了线，轰动得奖之作，都没有读过。其中有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与我丝毫无干。即使有什么错误，你们应该写文章批评，或去问那些对以上作品，作过吹捧的人。这些人就在你们附近。我这里挨不上边。
不毖后而惩前，既舍近又求远，我为诸公不取。
流派
确实，我在文章里写过：“我是一个低栏，我高兴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也说过：“我也写过女孩子们，我哪里有你写得好！”这些话。但是小满儿说过：话有百说百解。
我虽然出自衷心的喜悦，但别人看了，并不一定就受感染，也随之感到喜悦。因为低栏，也是一种障碍，总不如飞机跑道那样平滑，任人驰骋。再说，人家要跳的，不是低栏，而是高栏！已经和你分道扬镳了。
你写的女孩子，是什么年代？什么意识？人家写的女孩子，又是什么年代？什么意识？你是什么创作方法，人家又是什么创作方法；早已经把你“发展”了。这样一来，我的好意，或者说我的吹捧，在不少人那里，引起的就不是快感，而是反感了。
其实，所谓流派，所谓发展，都是理论家的话语。理论家总是一阵子高兴说这个，又一阵子高兴说那个的。我们无妨查阅一下，近几十年的报刊杂志，你就会发见：在同一个文艺问题上，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的笔下，翻过多少次跟斗了。文坛上的杂技现象，古今中外，并不少见。
说来说去，他们究竟说出了多少新鲜道理？对创作起到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不断发表意见，不过是为了继续保持他们那理论家的地位，也就是一种“领导”地位。
方法不同了，何必又谈流派？已经分道了，何必又拉在一起？思想、志趣已经不同，流派即已各异，分开说不更为直接了当吗？但有时，还必须把区区拉上，作为陪衬。
其实，我对一些青年作家的关系，不过是沿袭中国文坛的习惯，或者说是常规。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编刊物时，发表了他们几篇稿子；待他们出书时，应约给他们写过一篇序言。再多，有人带他们到家里来，随便谈了谈。都很简单。既谈不上恩，也谈不上怨。
应该补充的是，当他们随着走红，也蒙受一些流言蜚语的时候，那些最初带引他们来舍下的人，也背地或当面责备我。我极不愿意听这些话，我最不喜欢在我面前，议论别人家的私事。我也从不示弱，我说：“就是有这些事，我看也不算什么。在当前的社会生活里，他（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过份。”这真可以说是“惯”了。
1990年10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文事琐谈
文过
题意是文章过失，非文过饰非。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又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此文，字不到两千，用化名，小说形式。文中，先叙与主人公多年友情，中间只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后再叙彼此感情，并点明他原是一片好心。最终说明主旨：写文章应该注意细节的真实。纯属针对文坛时弊的艺术方面的讨论，丝毫不涉及个人的任何重大问题。扯到哪里去，这至多也不过是拐弯抹角、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地，对朋友的写作，苦口婆心提点规谏。
说真的，我写文章，尤其是这种小说，已经有过教训。写作之前，不是没有顾忌。但有些意念，积累久了，总愿意吐之为快。也知道这是文人的一种职业病，致命伤，不易改正。
行文之时，还是注意有根有据，勿伤他人感情。感情一事，这又谈何容易！所以每有这种文字发出，总是心怀惴惴，怕得罪人的。我从不相信“创作自由”一类的话，写文章不能掉以轻心。
但就像托翁描写的学骑车一样，越怕碰到哪一棵树上，还总是撞到那棵树上。
已经清楚地记得：因为写文章得罪过三次朋友了。第一次有口无心，还预先通知，请人家去看那篇文章，这说明原是没有恶意。后来知道得罪了人，不得不在文末加了一个注。
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当时所谓清查什么，不过是走过场。双方都是一场虚惊。现在又有人援例叫我加注，我解释说：散文加注可以，小说不好加注，如果加注，不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说是小说也不行。有的人一定说是有所指。可当你说这篇小说确有现实根据时，他又不高兴，非要你把这种说法取消不可。
结果，有一次，硬是把我写给连共的一封短简，已经排成小样，撤了下来。目前，编辑把这封短简退给我，我看了一下内容，真是啼笑皆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能向收信人表示歉意。
鲁迅晚年为文，多遭删节，有时弄得面目皆非。所删之处，有的能看出是为了什么，有的却使鲁迅也猜不出原因。例如有一句这样的话：“我死了，恐怕连追悼会也开不成。”给删掉了。鲁迅补好文字以后写道：“难道他们以为，我死了以后，能开成追悼会吗？”当时看后，拍案叫绝，以为幽默之至，尚未能体会到先生愤激之情，为文之苦。
例如我致连共的这封短简，如果不明底细，不加注释，任何敏感的人，也不会看出有什么“违碍”之处。文字机微，甚难言矣。
取消就取消吧，可是取消了这个说法，就又回到了“小说”上去。难道真的有没有现实根据的小说吗？
有了几次经验，得出一个结论：第一，写文章，有形无形，不要涉及朋友；如果写到朋友，只用颂体；第二，当前写文章，贬不行，平实也不行。只能扬着写，只能吹。
这就很麻烦了。可写文章就是个麻烦事，完全避免麻烦，只有躺下不写。
又不大情愿。
写写自己吧。所以，近来写的文章，都是自己的事，光彩的不光彩的，都抛出去，一齐大甩卖。
但这也并非易事。自己并非神仙，生活在尘世。固然有人说他能遗世而独立，那也不过是吹牛。自我暴露，自我膨胀，都不是文学的正路，何况还不能不牵涉他人？
大家都希望作家说真话，其实也很难。第一，谁也不敢担保，在文章里所说的，都是真话。第二，究竟什么是真话？
也只能是根据真情实感。而每个人的情感，并不相同，谁为真？谁为假？读者看法也不会一致。
我以为真话，也应该是根据真理说话。世上不一定有真宰，但真理总还是有的。当然它并非一成不变的。
真理就是公理，也可说是天理。有了公理，说真话就容易了。
1991年7月23日促成之
文虑
所谓文虑，就是写文章以前，及写成以后的种种思虑。
我青年时写作，都是兴之所至，写起来也是很愉快的，甚至嘴里哼哼唧唧，心里有节奏感。真像苏东坡说的：
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其实，那时正在战事时期，生活很困苦，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也没有像样的桌椅、纸张、笔墨。但写作热情很高，并视为一种神圣的事业。有时写着写着，忽然传来敌情，街上已经有人跑动，才慌忙收拾起纸笔，跑到山顶上去。
很长时间，我是孤身一人，离家千里，在破屋草棚子里写东西。烽火连天，家人不知死活，但心里从无愁苦，一心想的是打败日本，写作就是我的职责。
写出东西来，也没有受过批评，总是得到鼓励称赞。现在有些年轻人，以为我们那时写作，一定受到多少限制，多么不自由，完全是出于猜测。我亲身体验，战争时期，创作一事，自始至终，是不存什么顾虑的。竞技状态，一直是良好的，心情是活泼愉快的。
存顾虑，不愉快，是很久以后的事。作为创作，这主要和我的经历、见闻、心情和思想有关。
土地改革，解放战争时期，我虽受到批判，但写作热情未减。批判一过，作品如潮，可以说是“屡败屡战”，毫不气馁。我还真的亲临大阵，冒过锋矢。
就是“文革”以后，我还以九死余生，鼓了几年余勇。但随着年纪，我也渐渐露出下半世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的样子来。
目前为文，总是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环境越来越“宽松”，人对人越来越“宽容”，创作越来越“自由”，周围的呼声越高，我却对写东西，越来越感到困难，没有意思，甚至有些厌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