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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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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小说,其产生并非根据现实生活,艺术上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素质,不过是应合时尚的中彩之作,所以时间不长,就被证明不是那么回事。从它那里吸取的经验,不只不先进,而且用不上,用上就坏事。热闹一阵也就完事了。

人们对文艺毕竟是宽容的,不像对大寨经验、小靳庄经验那么认真。作者名利双收之后,却以为这毕竟是一条成功之路,就又去揣摩新的应时的主题去了。

这种小说,就可以叫做“运动文学”。

最早的运动小说,基调多是歌颂,人物多是英雄。“四人帮”时期,登峰造极,英雄人物达到不食人间烟火、毫无个人私欲的程度。最近一个时间,则伴有揭露,或以揭露为基调。人物性格变得复杂化,具备各种情欲,特别是性方面的情欲。但总起来说是个“正派人”,他所反对的不过是那些顽固保守势力。

这可以说是运动小说的第二次运动。但运动来运动去,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四人帮”时代的小说模式,虽然已经改头换面,而其主题先行一点,确实已经借尸还魂。但这一情况,实际也是运动小说“成功”的契机。

揣摩小说,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这一方面的有为之士,也很少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反映现实的。而揣摩小说是空中楼阁,是拆烂现实,装潢的西洋镜。

揣摩政治气候的小说,站不住脚,紧跟政治形势的作品,也常常以失败告终。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最初的主题是写反右,形势一变,随之改为反左。形势又变,又恢复反右。改来改去,终于把一部小说,改得没有东西了。

以上,并非忽视政治。政治对现实生活,影响巨大。文学作品只能反映现实生活中已经受到的政治影响,而不能把自己对政治的揣摩,罩在生活的上面,冒充现实。

然而,运动小说,还是会运动下去的。

1983年4月2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文林谈屑(二)



前不久,见到一家报纸,登了启事。大意是说,他们的报纸,是作协的机关刊物,领有该处主管部门的出版许可证,却被某省邮局,列入非法小报,予以没收,为此提出抗议。看后哑然失笑。因为这家理论刊物,理论登得不多,却接连不断登载“通俗小说”,这些小说给我的印象,并不大好。邮局扣留,也算是事出有因吧。

作协办的,有许可证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大报”。



有的文学刊物,改名不到一年,又要改换名称了。去年,刊物换名之风甚盛,一般是换为“某某小说”或“小说某某”。那时小说的销路好些。有的刊物初改名,销路确是上去了千把份,但不到几期,就又掉回原数。如质量不提高,改头换面,究竟不是长远办法。而改来改去,尤其不像话,有失体面。什么买卖,也得讲究货真价实,只换门脸招牌,解决不了问题。



据说,在“通俗小说”中,“公安小说”,销路一直不错。

有几家这样的刊物,生意兴隆,主办的人,也兴致勃勃。这种小说,古时称做公案小说,外国叫做侦探小说。当前有的叫案例小说,侦破小说,法制小说,其中都有犯罪行为,而以桃色案件为多。

有一家这样的刊物,约我写篇文章,我久久未能应命。原因是,我的想法,和他们的刊物,恐有抵触。

我以为读书兴趣,虽有人认为是一种消遣,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社会心理就是社会意识。目前这类小说,就其内容来看,有些不一定能够达到宣传法制,惩恶劝善的目的。恕我直言,有的作品,甚至与这一目的南辕北辙。有不少的人,喜欢看这类作品,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家刊物提出的“同名小说”,是越写越不带劲了。可还有别家刊物在模仿。模仿别人,在平常日子,也被认为是一种不高明的举动,在提倡勇于创新的时代,却常常走别人的脚印,这是什么道理?

前几年,提出“问题小说”,有作品,有理论,热闹了一阵。现在又在大办“小说唱和”,以为只要是名家出面,再弄些花色,刊物就可以多销,且看结果吧。刊物既是“商品”,买主就要看看,是否货真价实。



听说各地新华书店积压的武侠小说太多,卖不动了。国家出版局也在警告:纸张全叫这类书占去,好书出不来了。给人的感觉,是晚了一步。早一点抓就好了。

事到如今,也听不到什么地方开会赞扬“通俗文学”了。

那些理论家在会议上,胡乱吹捧了一阵,看见行情不妙,就又改写别的文章,吹捧别的新事物去了。才热闹了几个月,这股新浪潮就灯火下楼台,冷落了下来。不知这些积压的书,如何处理,经济效益又由谁人负责?

几个月前,风起青萍之末,一哄而来,致使一些敏感的理论家,认为是新的文学崛起。崛起得快,败露得也快。



又是三十年代。那时,就是一些皮包书店,野鸡书局,偷版漏税,也是出版一些对读者有益、有用的书,甚至革命的书,大书局不敢出版的书。没有听说谁家专印坏书、无聊的书以欺世获利。鲁迅与北新书局为版税,发生纠纷。鲁迅有一次对人说:李小峰不好好办书店,却拿出钱来,去办织袜厂。先生这话,是有些苛责了。北新书局还是印了很多好书,如果开列一个书目,那是要使当前的一些出版社,相形见绌的。如果是指该书局不按期给作家版税,自当别论。开袜子厂,是没有错的。书是人民需要,袜子也是人民需要,属于国计民生,至少是有利而无害的。

不久前,有些出版社,拿出大量资金,消耗大量纸张,去印无聊的,低劣的,甚至黄色有害的“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竞相仿效,你追我赶,一印就几十万册。书店也争相订货,书店几乎成了通俗小说专卖市场,形成“无侠不订货,无案不代销”的局面。其结果,流毒难以清算,这比起开办袜厂,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开书局,办出版社,总得有些识见,总得为文化事业着想吧,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也是不讲协调,不按比例办事的结果吧。



现在,妇女为了戴耳环,又在纷纷穿耳。自残身体,以求美观,本是一种原始举动,在多少年前,就反对掉了,现在又成了时髦,真是奇怪。从国外贩来的洋人估衣,不知道是死人穿过的,还是病人穿过的,现在也成了时髦货。青年人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去跳舞,去求欢,就不怕贻笑大方,传染细菌吗?

翻开一本文艺理论刊物,其中有些理论;翻开一本介绍外国小说的刊物,其中有些篇目,也给人以外国估衣的印象。

理论是用新鲜名词作装饰,小说是用标题刺激读者。



读了两篇小说,是写人的原始本能的。就是把人物放在一种近于绝望的环境里,让他作本能的表现,互骂,互打,互咬。问了一位小说编辑,他说这种写法,还有一种理论。可惜我忘记了那个新名词。我看的这两篇,只能算是模仿,还不能算是创作。外国小说中,有不少是写人的本能的,当然其中也有高下之分。三十年代介绍来的,苏联拉甫列涅夫写的《第四十一》,在当时是很有名的。我记得育德中学的图书管理员,一次在大会上讲演,就是讲的这篇故事,全场哄动。

小说写一个红军姑娘和一个白军军官,在孤岛上相爱,一到救生船来,才各自意识到了本来的阶级。如果是在那些年,会有人说它是人性论或阶级调和论的。但这篇小说,在苏联好像一直平安无事,就因为它有那个不可动摇的结尾。

我读的这两篇小说,时间,环境观念不清,不知是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特定的环境。只是写人的类似动物的本能,写人物的幻想、梦境,也是仿效外国小说的。

创作与模仿,怎么看得出来?创作的色彩是鲜明的,而模仿的东西,常常是模糊的。创作有作家自己的生活根据,而模仿只是根据作家读书的印象和得出的概念,经不起推敲,又谈不上创作的个性。



前几天,读了一篇理论文章,谈到鲁迅写的《故事新编》。

鲁迅的《故事新编》,就其历史知识,文学手法,哲学思想来说,都不是轻易就可以否定,更不是轻易就可以超越的。

至于他当时为什么写这个,这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距离鲁迅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究竟是生疏了。对于当时鲁迅的思想和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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