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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
要想使文学艺术提高，应该经常有一些关于艺术问题的自由讨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从来没有人反对过，问题是实际的作法，与此背道而驰，是为丛驱雀的办法。过去的文学评论，都是以若干条政治概念为准则，以此去套文艺作品，欲加之罪，先颁恶名——毒草，哪里还顾得上艺术。而且有不少作品，正是因为艺术，甚至只是一些描写，招来了政治打击。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争鸣的，那将越来越糟。有些是读者不了解当时当地的现实而引起，作者也不便辩解，总之，作者是常常处于下风的。
解放初，我曾和几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通信讨论了一次《荷花淀》。《文艺报》为了活泼一下学术风气，刊登了。据负责人后来告诉我：此信发出后，收到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浮气盛了。
有竞争，有讨论，才能促使艺术提高。
清末缪荃荪辑了一部丛书，叫《藕香零拾》，都是零星小书。其中有一部《敬斋泛说》，是五代人作的。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曾请曾秀苍同志书为小幅张贴座右。其文曰：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盅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所以我不主张空谈艺术。技法更是次要的。应该告诉青年们为文之道。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不是搞迷信吗？我甚至想，这是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正寝”吧。
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当然不是庸俗的普渡众生，也不是惩恶劝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划，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达他这种理想。他想提高或纯净的，包括人类道德、理想、情操，各种认识和各种观念。但因为这种人道主义，创自作家，也常常存在缺点、弱点，会终于行不通，成为乌托邦。人道主义的作品，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人道主义表现为一种不健康的形式。我只读过他一本《穷人》，别的作品，我读不下去。作家因为遭遇不幸，他的神经发生了病态。
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这里我想举出两篇短作品，就是上面提到的安徒生的《丑小鸭》和普希金的《茨冈》。这两篇作品都暴露了人类现存观念的弱点，并有所批判，暗示出一种有宏大节奏的向上力量。能理解这一点，就是知道了文学三昧。
1980年3月27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答吴泰昌问
问：请谈谈生养您的环境和经历，是否有效地促使您成为一名作家，并在您的创作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答：你从我写的自传和一些回忆散文中，可以知道，我的家庭，我的少年经历，都是很平凡的。有一段时间，虽也有志于文学，但所得实在有限，不足以糊口，所以知难而退，到乡村教书去了。但是，从一九三七年的抗日开始，我经历了我们国家不同寻常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有幸当一名不太出色的战士和作家。这一时代，在我微薄的作品收获中，占了非常突出的地位。
问：“当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这个题目您有兴趣谈论吗？
答：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报》上，时间大概是一九二九年。那确实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也是写她的不幸的。
问：您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中说，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如果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抽掉，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请您更详细具体地说说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您理解的人道主义包含哪些具体内容，您是否认为有一种普遍的属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答：所谓人性、人道，对于人类来说，应当是泛指的，是一种共性。人道主义，是一种广泛的道德观念，它是人类生活，人类文明，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必需，产生和发展它的道德、伦理观念。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长久实施，以及牢固地存在于人类头脑之中，似乎可以形成一种有遗传能力的“染色体”。即使是幼小的孩童，从他们对善恶的判断和反应之中，可以看出这种观念的先天性。人道观念和其它道德观念一样，可以因后天的环境、教育，外界影响，得到丰富、加强，发扬光大；反之，也可以遭到破坏，减损，甚至消失。中国古代哲学家，从人类的进化和完善着眼，一贯把性善作为人的本性，肯定地提出。
事实是，决定人类道德观念的，是人类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政治宗教、法制教育。经济生活占其中主导地位。经济生活的破产，常常使道德沦丧。此外，异族统治、社会动乱、反动政治，也可以使道德低落。经济生活的富裕，文化教育的提高，则可以提高人类的道德。当然，这只是就其大体而言。道德之演进，如大江之行，回旋起伏，变化万端，激浊扬清，终归于进步。如异族统治，固使一部分人道德下降，但也激励另一部分人，使之上升。
文学艺术，除去给人美的感受外，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教育手段，即为了加强和发展人类的道德观念而存在。文学作品不只反映现实，而是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所以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例如《红楼梦》，就是一部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品。它的主题，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详见我写的《〈红楼梦〉杂说》。
问：文学与自传的关系历来看法不一，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答：当然，有很多文学作品，含有作者自传的性质，但不能说，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作家创作方法的不同，也能区别自传成分的多寡。
我的作品单薄，自传的成分多。
问：孙犁派（或叫荷花淀派）是公认的我国当代文学园地里一个有影响、有成就的文学流派，河北、天津一带许多作者的创作受您的影响，有意学习甚至模仿您的风格，但成功的似乎不多，这是为什么？请您顺此谈谈风格流派形成的要素与学习、创新等问题。
答：记者同志，你知道，我不会狂妄到，以我那么浅薄的作品，这么一点点成就，就大言不惭地承认有了一个什么派。我一贯是反对“派性”的，当然这是学术。一些热情的同行们，愿意活跃一下学术空气，愿意爱好相同的同志们聚在一起热闹热闹。确实，我们冷清了很多年，也应该热闹热闹了。
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则极力制止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不愿给同志们泼冷水。但是，以我看，这个所谓流派，至少是目前还没有形成。将来能不能形成？�